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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八现象与我的哲学研究之路复旦大学哲学

来源:哲学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1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杨少涵:众所周知,您的学术研究始于孟子,先后出版了“孟学三书”(《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在学界有较大影响。您能否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

杨少涵:众所周知,您的学术研究始于孟子,先后出版了“孟学三书”(《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在学界有较大影响。您能否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泽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把视角放大一点,先从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背景讲起,或许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大陆目前的学术界与港台乃至国外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我称为“七七、七八现象”。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教育界全面瘫痪,耽误了整整一代人。1977年,在邓小平领导下,拨乱反正,大学恢复招生。很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第一年过于急促,不少人没有准备好,参加了第二年即1978年的高考。对国家和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国家教育从此走上了正轨,很多个人的命运由此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知青混迹于社会,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其中有不少人于心不甘,在艰苦的条件下想办法找书读,思考人生,思考社会。一旦有机会进入大学之门,积压很久的能量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在这拨人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人物。现在活跃在学界第一线的很多学者,大多是这拨人。其中也有一些人走上了政坛,成为当今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七七、七八现象”很值得研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西南联大现象”相提并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算起来,我也属于“七七、七八现象”那拨人,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是我1969年就参军了,没有上山下乡。1977年,地方大学招生,部分院校步子晚半拍,到1978年上半年才恢复招生。我是1978年3月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即后来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学习的。尽管有此差异,但应该算是同一拨人。二是当时我到部队院校学习没有文凭。地方知青1977、1978年参加高考毕业后有大学文凭,很多人接着读研,留校后直接走上学术道路。我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属于短期培训性质,没有文凭。因此,我走的路更为曲折。毕业时,我有两个选择,既可以留校,也可以回原部队。再三思量后,我选择了留校。虽然是留校了,但因为没有文凭,还必须补很多东西,当时叫“补文凭”,从初中、高中补起。当时社会的学习氛围很浓,大家都在积极补习文化。每到晚上,夜校、补习班都挤满了人。我也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坚持自学,从英语26个字母学起。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准备,1986年,我以同等学历报考复旦大学中国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进了复旦大学,政治氛围宽松了很多,但研究方法还非常陈旧。明明知道旧的方法已经不能再用了,但一时又没有可用的新的方法,很迷茫。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如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特别是牟宗三,那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由此我开始关注过去认为并不值得关注的性善问题。后征得导师同意,以“孟子性善论假说的道德自律意义”为题,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写作,取得了硕士学位。

1989年,我直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了康德和孟子的差异。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借鉴康德研究孟子,以道德自律点化性善论。在深入研读康德著作的时候,我发现康德的道德自律排斥道德情感,孟子的性善论则充满了情感因子,康德意义的道德自律学说并不完全适合性善论。牟宗三将康德思想借鉴到孟子学研究中来,虽然做出了重要贡献,给人以新的启发,但仍然没有摆脱以西方哲学比附中国哲学的历史局限。我自己跟着牟宗三走,照猫画虎,把康德的道德自律模式套在性善论头上,基本思路就不正确。于是我推翻了自己的硕士论文,重新以孟子为对象,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作,题目改为《孟子性善论研究》。论文完成后,受到了答辩的老师的一致肯定,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这套书当时在大陆属于最高档次,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后来,我又写了《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这就是你所说的“孟子三书”。这三本书都是关于孟子的,但写法不同。《孟子性善论研究》的中心是对作为孟子核心思想的性善论进行解读,《孟子评传》是对孟子思想的全面研究,《孟子与中国文化》则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将前两个研究成果介绍给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朋友。

我讲这些,主要是想说明,孟子学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开始,是我人生的一个根本性转折,标志着我正式走上了学术的道路。我从一个入伍时履历表上只有初中文化(其实只上了六年小学) 的普通军人,成功转变为一个学者,离开“七七、七八现象”,是不可想象,也是无法理解的。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qikandaodu/2021/0301/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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