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七八现象与我的哲学研究之路复旦大学哲学(17)

杨泽波：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尖锐。我注意到了，这些年来这方面的问题争议很大，很热闹。我不介入其中是因为我不接受现在这种“大陆新儒家”的称谓。“大陆新儒家”的说法可回溯到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按照刘述先的分类，有“三代四群”。第一代分为两群，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第一群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第二群是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是第一代的继承者，主要是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第三代是第二代的学生辈，主要包括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海外，又被称为“海外新儒家”。一段时间以来，大陆一些学者对现代新儒家有所不满，认为他们过于关注心性之学，没有注意政治之学，政治之学才是儒学的根本目的，掀起了让研究重点回到政治儒学上来的热潮。在这个大旗下，聚集了一批较为年轻的学者。他们的重点与前辈不同，关注政治，关注经学。因为政治离现实很近，容易吸引眼球，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些学者生活在大陆，所以有人将其叫做“大陆新儒家”，以与“海外新儒家”相对。

对这种情况我一开始就抱警觉的态度。我的想法有两个基点。一是对于政治儒学的强调不宜过头。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中的一些人物确实有忽视政治之学的倾向，需要加以校正，但不能因此走向反面，将心性之学与政治之学断然分割，视为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更不能因此认定心性之学就不能研究了。心性之学与政治之学是一个有机整体，心性之学是政治之学的基础，政治之学是心性之学的目的。既然心性之学是政治之学的基础，当然可以单独研究。有人一见他人谈心性之学，就大光其火，讥之为过时，其实是很可笑的。二是要在政治之学研究方面有大的突破，必须在心性之学探索方面有扎实的功底。在一些学者看来，只要重新回到汉学，回到经学，重新重视康有为，在政治制度方面做好文章，就可以补救前人偏重心性之学之失，就能救治社会了，这才是儒家应有的立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按照我的理解，社会上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只有在哲学层面得到解决，才是真正的解决。在儒家文化中，政治之学的基础是心性之学，这方面蕴含的哲学问题非常多，也非常深。不在心性之学上弄清楚，不在哲学层面上有本质性的突破，单纯关注政治操作，回重汉学，当然也有意义，甚至可以迅速吸引人们的目光，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我认为现在“大陆新儒家”这一说法过于狭隘了。与“海外新儒家”相对应，当然还可以谈“大陆新儒家”。但对“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需要予以新的界定。从长远看，这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人数众多，不宜成为现在某些人员的专属名词，而现在所谓“大陆新儒家”的研究进路也有商榷检讨的余地，至少我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

杨少涵：由此想起一个小事。2016年上半年我在台湾访学，听到一个从大陆去交流的学生说，大陆高校的很多哲学系不像哲学系，更像历史系。我直接就说他的说法很片面。但他的话也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大陆高校很多哲学系的中国哲学专业更重视文献整理；台湾高校的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 普遍比较重视理论思辨，文献整理工作则多放在历史系或中文系——当然台湾高校的中国哲学专业不少是放在中文系的。您一直比较重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杨泽波：我赞成你的这个观察。我对现在大陆高校哲学系的现象也不太满意。现在不少学校的哲学系其实只是第二个历史系，或打着哲学名号的历史系。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研究的只是文献整理，只是历史。这些研究当然有其价值，但不能和哲学划等号。前些日子遇到陈来，他讲现在海外学者对大陆哲学界不理解，批评说，大陆有那么多人，但很少出现原创性的思想。这种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复旦哲学学院也是如此。这些年哲学学院办了国学班，收了一些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学生。这些学生底子不错，也有热情，但他们的思想重点大多都放在了史料上。我多次讲过，我对这些国学班的学生不满，甚至非常不满。按这种倾向发展，他们中或许有人能够成为不错的学问家，也会有作为、有贡献，但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哲学家。哲学是人类对形上问题追问的反思，旨在解决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必须能够引领时代。这与单纯的历史性研究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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