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七八现象与我的哲学研究之路复旦大学哲学(16)

杨少涵：听了您上面的介绍，我对《贡献与终结》封底上的一段文字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那段文字好像是这样说的：“牟宗三思想历来以曲折艰深著称，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儒学研究最困难的题目，没有‘之一’。”

杨泽波：是的，那段话代表了我的基本看法。我从事牟宗三研究时间很长。不算早期的准备，《贡献与终结》正式动笔写作始于1998年，而出版是2014年，前后长达十多年。这段时间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难。我常说，牟宗三研究实在是太难了，不知天底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困难的题目。好在我的特殊经历帮了我很大的忙。这又要讲到“七七、七八现象”了。据我了解，“七七、七八现象”中的人除了比较注意独立思想之外，吃苦精神比较强也是其明显的特点。因为生活背景不同，社会为这拨人提供的机会比正常状态要少得多。要是不能吃苦，不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早就被淘汰了。牟宗三研究实在是太难了，中途有几次我打算放弃，甚至怀疑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个项目。好在长年部队生活使我养成了不怕苦的习惯，让我坚持了下来。在部队常听老领导讲，一个好部队必须能打硬仗。一个山头，别的部队拉上去，就是打不下来守不住，另一个部队拉上去，不管付出多大牺牲，就能打下来守得住。这就是好部队。人也一样，别人做不成的事，你能做成，你就是个好兵。反之，作风稀松，办事拖沓，吃不得苦，就是一个不好的兵，就是一个孬种。我能完成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确实得益于我在部队受到的教育、养成的习惯。

这里也可以总结出一个治学的经验来。根据我的体会，治学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要和“大家”较劲，我借俗语戏称为“傍大款”。历史上可以研究的对象很多，其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相对来说，研究小人物比较容易一些。特别是一些之前不受人重视的人物，因为大家都不关注，研究起来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大人物就不同了。大人物受重视程度高，研究的人多，很难在这里弄出新名堂。但研究大人物也有好处，一旦研究好了，有了突破，就可以由点带面，形成大的理论效应。现在回想起来，我从事学术研究以来，系统性地研究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孟子，一个是牟宗三。这两个对象一前一后，都是儒学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因为是重要人物，所以研究起来特别难。20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写文章，将性善问题誉为儒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见其难度之高。牟宗三也是公认的儒学研究中最为困难的课题，没有之一，其曲折缠绕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我抓住了这两个大人物，遇到了很多困难，吃了很多苦，但正因如此，收获和进步也大。前面讲了，孟子学研究方面我的三个观点，是发前人之未发，后人很难改易的；牟宗三研究方面的两大贡献，难度更高，后人同样难以否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其他人是否接受，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杨少涵：您的牟宗三研究的几大卷推出来以后，学界有所关注，最近也有相关的商榷论文陆续发表。但据我的感觉，关注度与重视度似乎并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原因，比如消化这几卷书也需要一个时间。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这几卷书没有达到相应的重视度，是由于牟宗三哲学“热过”了，或者说学界的关注重心转移了。那么据您的观察，目前牟宗三哲学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杨泽波：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也注意到了。《贡献与终结》出版后，学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个中缘由值得总结。你说这里有“热过”了的原因，有一定道理。牟宗三研究已经热了二三十年，现在新的研究课题层出不穷，牟宗三研究确实给人有点“过气”的感觉。当然，我认为，你说的前一个原因恐怕更重要，这就是需要一个消化的时间。我的牟宗三研究不是零打碎敲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带有根本性，要对我的研究进行批评，同样需要有整体性。这就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贡献与终结》出版后，一些牟门弟子跟我说，要写文章进行商榷，我表示欢迎，以便共同推进牟宗三思想研究，但至今尚未看到他们的文章。与前些年过“热”的局面相比，现在的确有点“冷”。对此我一点不失望。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好的东西自有人识货。我相信我的牟宗三研究是认真之作，泣血之作，是好东西，不会缺少识货人，只是条件不成熟，时机未到而已。

杨少涵：这就涉及这些年儒学界内部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即“大陆新儒家”。“大陆新儒家”无论如何界定，有一点是不会有问题的，就是其对话的对象一开始是港台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所以有一些港台新儒家的弟子参加了与大陆新儒家的对谈。但是我们发现，包括您在内的很多研究港台新儒家的大陆知名学者，似乎并不热衷于参与其中，也很少公开发声。我感觉您肯定有话要说，趁此机会，不知能否稍微谈一下您的总体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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