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七八现象与我的哲学研究之路复旦大学哲学(3)

杨少涵：当下的孟子学很红火，全国成立了很多孟子学堂、孟子书院，还成立了孟子学会，孟子学的研讨会也四处在开。我关注到您近来参加了几个相关的会议。就您的了解，目前的孟子学研究与您那个时期的研究有何不同？

杨泽波：我的孟子学研究前后延续了十年左右，随后就转到了其他方向。在我转向后的这些年中，孟子学研究出现了很多新成果，确实很红火。据我观察，其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运用新出土的材料，对孟子思想进行新视角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是代表性人物。梁涛早年从事史学研究，郭店竹简出土后，他利用其中的材料，着重从思孟学派的角度对孟子进行了新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二是民间力量的介入。这些年很多地方都举办过孟子的学术会议，孟氏宗亲会出了很多力。这是很好的现象，在我写博士论文时是不敢想象的。这说明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孟子学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发展。但这些年来孟子学研究取得的新进步，并不构成对我的观点的冲击。我认为，就哲学研究来说，历史和新的史料虽然重要，但应该为思想服务。就此而言，这些年的新成果并没有推翻我的结论，我的观点仍然有其价值。前面讲的我发前人之未发的那三个方面，经过这些年的检验，仍然无法被否定，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还在，没有过时。最后，还想特别强调一句。前面说的那三个方面，并不是我的孟子学研究最大的贡献。我的孟子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最让我引以为荣的，是发现了儒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我称之为“三分法”。这一新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将西方道德哲学中的理性打开，一分为二，变为仁性和智性，再加上欲性，共同构成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这一新方法有着深远的学理意义，远远超出了孟子学研究本身，其价值现在很多人还没有充分看到，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杨少涵：在孟子学研究之后，您将精力转向了牟宗三研究。是什么机缘让您有了这种转向？您曾经自称是牟宗三的私淑弟子，这和您从事牟宗三研究有什么关系？

杨泽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先做一个澄清。我在多年从事牟宗三研究的过程中，对牟宗三既有肯定，也多有批评。港台一些牟门弟子对我意见很大，认为我对牟先生不够尊重，冒犯了牟先生。其实他们不知道，我非常尊敬牟先生。在我人生重要转折关头，是他的著作帮助我懂得了呈现，懂得了心学，进而懂得了儒学，正式踏入儒学的门槛。为此我曾仿效孟子自称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公开承认我是牟先生的私淑弟子。既然是私淑弟子，既然牟先生的著作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要好好研究他的思想了。我立志研究牟宗三儒学思想，将由熊十力到牟宗三一脉相传的学派弘扬光大的念头，很早就有了。在我从事孟子学研究的时候，就写了这方面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牟宗三性善论研究的贡献与缺失》。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将牟宗三研究作为下一个课题。但牟宗三是哲学大家，学理高深，以我当时的学力，很难吃得下来。没有办法，只好退让一步，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课题，养兵蓄锐，积累力量。在相继出版了《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之后，1998年我才正式动笔，开始了牟宗三儒学思想的研究。

杨少涵：您先后出版了“牟学六书”（《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五卷与《〈心体与性体〉解读》），可谓鸿篇巨制。您对自己的牟宗三研究有何评价？

杨泽波：平心而论，在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方面，我确实下了很大功夫，用流行的话说，创造了不少“第一”。比如，第一次以近300万字的篇幅完整地研究了牟宗三儒学思想；第一次将牟宗三儒学思想划分为坎陷论、三系论、存有论、圆善论、合一论五个部分；第一次将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五个部分独立成卷，以论衡的形式，加以系统讨论；第一次仿照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编制了牟宗三各个思想的学案，附在各卷论衡部分之后；第一次编纂了约6万字的牟宗三儒学思想词典；第一次全面收集了1978年至2012年牟宗三研究书目，长达10万字，等等。当然，这些只是就形式而言，我的牟宗三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内容上的，除去一些细节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否定了牟宗三的三系论。《心体与性体》 （包括《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是牟宗三一生写得最好的著作，最为重要。该书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它打破了将宋明理学分为理学与心学两系的传统做法，创立了三系论。三系论与传统观点最大的不同，一是将五峰、蕺山独立为一系，二是将伊川、朱子判定为旁出。根据我的分疏，牟宗三划分三系所遵循的标准有两个。第一个是形著论。所谓形著论，是借用《中庸》“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的说法，突出心体的作用以使性的意义全部显现出来，同时又借助性体以保障心体的客观性，使之不流于弊端的一种理论。形著论涉及对性与天的看法，具有根本性，不少学者只是做一般性的介绍，很难亮明自己的态度，或是赞成，或是反对。因为我在研究孟子思想的过程中对性与天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解，所以对形著论抱明确的否定态度。在我看来，儒家历史上确实有将心体与性体划分开来的做法，心体来自本心，偏重于主观，性体来自天道，偏重于客观。牟宗三讲形著即源于此。但这里隐含着一个重大的理论疑点：为什么要用性体保障心体的客观性呢？经过研究，我否定了牟宗三的看法。发现良心是孟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但受历史条件限制，孟子并不真正了解良心究竟来自何处，不得不借用源远流长的天论传统，将其根源追溯到天，以对其有一个形上的交代。根据我的一贯看法，良心主要是一种伦理心境，儒家把良心的来源归之于天，属于“借天为说”的性质，天并不是其真正的源头，借助天道和性体，无法真的赋予心体以客观性，保障其不陷入流弊。历史上刘蕺山归显于密，分立心宗与性宗，确有扭转学风之效，但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牟宗三顺着刘蕺山的路子大讲形著，希望用天道性体保障心体的客观性，同样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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