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七八现象与我的哲学研究之路复旦大学哲学(4)

牟宗三划分三系的另一个标准，我称为活动论。这个问题是由分判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引起的，更为曲折。在三系论中，牟宗三有一个重要判断：朱子是道德他律，不是道德自律，与康德所要求的道德自律思想不符，所以为旁出，即所谓“别子为宗”。这个判断在台湾学界引起过激烈争论。后来这种争论渐渐平息了下来，人们不再写文章、打笔仗，似乎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在我看来，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对这个问题还必须进行深入探索。我的研究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是厘清牟宗三判定朱子为道德他律的真正用意。牟宗三研究儒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康德道德自律学说引入进来，但他将朱子判定为道德他律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准确性。他这样做的真正意图是嫌朱子学说没有活动性，是道德无力。尽管这个问题有很深的理论意义，值得深入挖掘，但将朱子定为道德他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道德他律不过是为其误戴的一顶帽子而已。另一个步骤是对旁出这个说法提出批评。在牟宗三的分判系统中，孟子、象山、阳明讲道德本心是正宗，伊川、朱子讲道德认知是旁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孔子创立儒学，与道德部分相关，共有两个部分：一是仁性，一是智性。所谓仁性，就是孔子仁的思想，也就是孟子讲的良心；所谓智性，就是孔子关于学习的思想，也就是荀子讲的虚壹而静、朱子讲的格物致知。由仁性发展出后来的心学，为仁性伦理；由智性发展出后来的理学，为智性伦理。仁性与智性、心学与理学、仁性伦理与智性伦理的关系，理应互为补充，互为借鉴，不能互相排斥，互相抵触，更不能站在某一方判定另一方是旁出。牟宗三判定朱子为旁出，明显是将心学作为标准，有违于完整的孔子心性之学。标准出了问题，有失全面，结论的可信度自然要大打折扣了。

杨少涵：人们常说，牟宗三思想曲折难解，听您这样说，我更加深了这种感觉。三系论确实曲折缠绕，需要好好消化才行。这是您牟宗三研究的第一个贡献，那么第二个贡献是什么呢？

杨泽波：我的牟宗三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澄清了牟宗三在智的直觉问题上的一系列混乱。刚才你说你也感到三系论曲折缠绕，但与智的直觉问题相比，这还算不上什么，智的直觉的问题才真叫复杂。牟宗三早年就关注过智的直觉问题，但《心体与性体》对此并没有过多涉及。此后不久，他有一个反省，认为这是该书的一个严重缺陷。为了做出弥补，他后来花了很大精力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标志性成果就是《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是否关注智的直觉问题，因而成了牟宗三中年思想与晚年思想的一个分水岭。

在牟宗三看来，康德认为，智的直觉只有上帝有，人类不能具有，所以人只是有限的存在，不是无限的存在。因为人没有智的直觉，而与智的直觉相对的是物自身，所以人的认识只能止步于现相（注意，我只说“现相”，不说“现象”），不能达到物自身。牟宗三不同意康德这一思想，反复强调，儒家思想与康德不同。儒家心学强调切己自反、反躬自求。切己自反、反躬自求，就本质来说，就是返回到自己的本心仁体。这种返回不需要如康德讲认识论那样借助时空和范畴，只要一反就可以得到，一反就能知晓。这种思维方式在儒家叫“当下呈现”，而这种当下呈现的思维方式就是康德所不承认的人类可以具有的智的直觉。道德之心对外部对象产生影响，赋予其道德的价值和意义，也属于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我们承认人类可以有智的直觉，所以可以直达物自身，不需要像康德那样仅仅局限于现相。牟宗三将这一思想叫做“无执”。所谓“无执”，关键之点就是可以不受时空和范畴的制约，不再执于现相。

对于牟宗三这一看法，学界往往过于天真，根本不承认甚至不曾想过这里会有问题。一些牟门弟子更是极端，见到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必然起身反驳。当然，也有一些人似乎感觉到了这里有问题，但出于善良的愿望，认为像牟宗三这样的哲学大家，只是六经注我，依义不依语，是创造性的诠释而已。我的研究一开始也抱着敬仰之心，每当读不通，读不懂，无法跟上牟宗三思路的时候，总是抱怨自己理解力不够。经过长期探索，反复验证，方才看出牟宗三这方面的思想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并找到了问题的原因。

我之所以有这种转变，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有了一个重大发现：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就其思维方式而言，与康德的智的直觉并不是一回事，只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是我拟定的一个说法，不是现相学研究中的固有概念，我这样做是因为它有利于说明牟宗三在智的直觉问题上为什么陷入了误区。智的直觉在康德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以自己提供质料的思维方式，康德将其叫做“本源的直观”。牟宗三没有着重从这个意义来把握这个概念，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不依赖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牟宗三看重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依据胡塞尔现相学的基本原理，意识指向一个对象即创造一个对象的存在。重要性在于，意识的这种指向是直接进行的，不需要时空和范畴。胡塞尔这一思想对于中国人而言并不难理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即是心与境的关系，强调境由心生，心外无境。借用胡塞尔的话说，这个由心生境的过程是直接进行的，是直接的创生、直接的赋予，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这些认识形式。因为牟宗三将智的直觉理解为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看到道德之心创生外部对象的存在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是直接进行的，便将这种“直接性”与康德的智的直觉划上了等号，由此大谈根据中国哲学传统，人类完全可以有智的直觉，从而解决了康德的问题，并超越了康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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