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七八现象与我的哲学研究之路复旦大学哲学(2)

杨少涵：您对自己的孟子学研究十分看重，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其中一些观点是发前人之未发，后人很难改易的。您为什么有这种看法？

杨泽波：我对自己的孟子学研究确实非常看重，认为它有很高的学理价值。这还要谈到“七七、七八现象”。据我所知，“七七、七八现象”这拨人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就是比较注意独立思想。因为他们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吃了很多亏，体悟到了独立思想的重要，一般不愿意跟着别人走，渐渐养成了时刻提醒自己注意独立思考、勇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这个特点与我的孟子学研究有直接联系。孟子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古往今来研究者不断。与前人相比，我的研究有明显的特点。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以伦理心境解说性善论。性善论是中国文化的老传统，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观念。按孟子的说法，人之所以有善性，是因为人有良心。人之所以有良心，是因为这是“天之所与我者”。古往今来，人们都这样说，不再进一步思考人为什么有良心的问题。我并不满意这种传统的说法。根据我的研究，人之所以有良心，根据在于两端：一是天生就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倾向，我简称为“生长倾向”；二是人生活在社会当中，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会形成某种类似于结晶体的东西，我简称为“伦理心境”。“生长倾向”是自然属性，“伦理心境”是社会属性。“生长倾向”不会单独存在，一定会发展为“伦理心境”；而“伦理心境”不能凭空而生，必须以“生长倾向”为基础。孟子所说的良心，从理论上分析，其实就是建立在“生长倾向”基础上的“伦理心境”。“伦理心境”虽然是后天的，但同时又具有先在性，即在处理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之前已经存在了。因为具有先在性，所以是“我固有之”；因为是“我固有之”，所以要“自反”、“自得”；因为“自反”、“自得”，所以会“乐莫大焉”；因为“乐莫大焉”，所以兴发有力，动感十足。

二是发现了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宋代以后随着孟子升格运动的进行，开始孔孟并称。受此影响，人们往往认为孟子是孔子的好学生，是孔门嫡系真传。我的研究证明这种看法并不合乎实际情况。孟子性善论重于良心，这一思想的脉络源自孔子的仁学。但除了仁学外，孔子还有礼学。在孔子思想系统中，成德成善有两个基本方面：一要靠外在的礼，二要靠内在的仁。只有两个方面相互兼顾，外学于礼，内求于仁，双美相合，互不分离，才是完全的。孟子在仁学方面有深刻的体会，提出了良心本心的概念，对中国文化贡献极大。但他在不自觉间将礼完全收归于内心，大讲“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并不合于孔子外学于礼的思想。孟子其实只得了孔子之一翼，其心性之学与孔子存在着重大分歧。孔孟心性之学的这个分歧，对儒学的整个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的荀子不满意于性善之说，重视化性起伪，由此提倡认知问题，讲虚壹而静。象山读《孟子》自得于心，大力提倡易简功夫。朱熹重视《大学》，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阳明直接上承孟子，完成心学体系。这些相互激战的局面，都与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有着直接的关联。

第三是找到了宋明理学“去欲主义”思想的原因。在研究孟子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与孔子一样，孟子并不否认利欲的作用，并不绝对排斥利欲。但后人对“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的说法，多有误解，以为儒家只准谈义，不准谈利，以至于出现“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有一种明显的“去欲主义”倾向。这个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我对孟子义利之辨做了具体分疏，认为孟子谈义利共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即治国方略意义的、道德目的意义的，以及人禽之分意义的义利之辨。前两种属于彼此对立关系，后一种属于价值选择关系。后人没有区分这三者的关系，以治国方略和道德目的意义的义利之辨解说人禽之分意义的义利之辨，以至于得出儒家只能要义不能要利的结论，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我曾多次讲过，我很看重自己在这三个方面的努力，认为这些都是发前人之未发，而后人很难改易的。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自我评价，同样与“七七、七八现象”有关。如果注意观察，不难发现，“七七、七八现象”这拨人中确实有很多重要成果，有的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这并不是他们个人的才智方面有什么特殊，而是因为赶上了好时机。一个人再有才，时机不好，也没有用。反过来，如果能赶上好的机会，即使才智一般，也可以做出大的成绩。近些年来，商界、学界的大量现象，无不证实了这个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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