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蠡之言溯黄老道家思想研究

由于先秦传世典籍中没有出现“黄老”一词，黄老之称多见于汉代文献，所以尽管《史记》中多次提到战国诸子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云云，但以往人们对黄老道家的关注仍多集中于汉初，其在先秦时期的存在往往被学者们绕过或忽略。直至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人们发现其中思想内容与慎到等战国诸子以及《管子》中的部分篇章的思想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经过持续研究，学者们终于确认了一条以《黄帝四经》为奠基，经由慎到等稷下诸子和《管子》等篇章，再到《文子》《鹖冠子》等黄老道家在战国时期的完整的发展脉络。如今，战国黄老道家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成为先秦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黄老道家虽兴起于战国，但并非凭空出现，应有其思想渊源。在对帛书《黄帝四经》的较早研究中，学者们就发现该佚籍的很多文句同《国语·越语下》中的范蠡之言有很高的相似度和相关度，有些学者由此提出了范蠡乃黄老道家思想先驱的观点，但未能进行具体的论证。

要追溯黄老道家的思想源头，必须上溯到老子的思想方为完整自洽，这就需要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确认范蠡同老子的思想联系，舍此则不能呈现黄老思想在整个先秦时期的完整发展脉络。有鉴于此，笔者的研究目标重点放在由帛书《黄帝四经》向前追溯，寻找黄老道家在春秋时期的思想渊源。

对范蠡之师计然的确认

计然本名辛研，字文子，范蠡师事之。计然其人其事，多有汉代至唐宋的文献可考；范蠡师事计然的说法，在汉代至唐宋是广为流传的。因而，计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存在本应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晋人蔡谟却对计然其人的存在提出质疑，他认为计然是范蠡所著书名而不是人名。蔡谟的观点在当时和历史上没有支持者，反而引来众多的驳议，人们对计然其人的存在仍深信不疑。直至晚近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复持蔡谟之说，并提出了若干论据，学者们大都对钱穆先生的详尽考辨深信不疑，于是计然其人是否存在便成了当今学术界的一桩公案。笔者反复研读钱穆先生的考辨文章，认为他的考辨不足以否定计然其人的存在，遂逐一进行驳议，重新确认了计然其人的真实存在。

计然就是老子的弟子文子，这一说法至少在东汉时是人们熟知的，想必有当时所见的文献为依据。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结起来。计然师承老子之学，并做出了重要的推进，他提出了阴阳刑德吉凶时变的思想，被范蠡传承发展，后来成为战国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

范蠡思想与老子思想的相关性

根据《国语·越语下》和《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典籍提供的丰富史料，可知范蠡与老子的思想联系十分密切。范蠡受老子之学，精心研读吸取，并在此后二十余年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加以应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范蠡继承了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他总是将天、地、人三者并列起来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并把“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作为他将道家哲理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总体指导思想。范蠡依据老子“法自然”的道家基本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范畴“因”，作为指导社会活动的具体方法，他常用的表述有“因时之所宜”“因天地之常”“因天地之恒”等。“因”即依循、因任、顺应，其基本思想就是顺任自然，这显然来自老子关于天道自然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精蕴。“因”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提出，是范蠡对道家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经范蠡之手，“因”已经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论。范蠡“因”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将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具体化，使其具有了可操作性，得以在社会政治领域寻找到巨大的应用空间。

老子开创的道家思维方式，还包括对立相反的思维方式和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在范蠡的学术思想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老子的很多被世人熟知的思想，如“不以兵强天下”“不争之德”“功遂身退”“慎终如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大盈若冲”“物极必反”“后其身而身先”等，范蠡都有深入领会、生动解读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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