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问题

对于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现有八个二级学科划分标准的问题，多年来不同二级学科的专家已经讨论过很多了，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现有八个二级学科的划分方式不利于我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不利于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利于某些二级学科的独立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互通。总之，我们急需一套新的标准来划分哲学二级学科，或者将哲学学科门类划分为多个一级学科。

这些讨论是令人欣喜的，例如有学者建议将现有伦理学、美学二级学科与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统区分为哲学一级学科，将现有逻辑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合并为逻辑与认知科学一级学科，将现有宗教学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一级学科。这样的划分方式深得人心。

以上划分方式的标准是一贯的，是按照研究主题和研究风格来划分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批评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的划分标准时--我们的确应该反思这三者的划分--或许过于主观了。因为我们给出的批评理由是: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的划分依据是地域上的区分--并且外国实在范围太大，流派太多，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分依据则是研究主题甚至哲学流派，划分标准前后不一，不符合逻辑。

的确标准不一，不合逻辑。

然而，我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的划分依据仅仅就是“地域”吗?西方哲学史第一节课，标准的讨论问题中必定有一个就是“西方的多种含义”，除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西方，还有文化意义上的西方。这一点是外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前理解。什么意思?我们研究外国哲学不是纯粹对西方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家(流派)感兴趣，而是接着“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态度延续下来的，是为了“救亡图存”，难道今天治外国哲学者已忘记这一初心了吗?我想不会忘记的。

中西学的区分，在学科划分上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在研究方法和本体论立场的划分上是个文化软实力较量的问题，或者意识形态较量的问题。以前较量的结果是，他强我弱，我依附他，所谓“反向格义”;现今情况有所不同，较量的结果是，共同繁荣，大家平等。

再谈谈宗教学学科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极易将宗教学等同于“神学”，殊不知宗教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极其短暂，它兴起的时候是语言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时代，所以宗教学基本上采用上述三种流行学科的方法来从事研究的，跟欧洲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极为不同，神学是为“神”而辩护，宗教学则研究的是“人”--活生生的从事着生产的社会性存在的人。即使要将宗教学独立出来，所采取的理由也并非因为它类似西方大学神学院的神学研究。与其说宗教学是神学，不如说宗教学与伦理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更加接近。那么，宗教学独立出来之后应该来自何处，去向何方?

即使重新划分哲学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可问题依旧存在--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可能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如同我们无法将不同风格不同传统的“外国”哲学直接相互比较，我们也无法将中国哲学和其他风格其他传统的哲学进行直接的比较，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因为不同风格哲学的基础概念间毕竟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可通约性”。“多元现代性”(现代性的视差)问题不仅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而且已经在学科划分和学术研究中强烈地展现出来了。

学科划分问题恐怕无法一下子就能解决，因为有比学科划分更加急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用“我们自己理性的自由”(所谓启蒙)，以及如何能够“解放自己”(所谓救亡图存)，这恐怕不是一个纯粹意识哲学的问题，而首先是个“实践哲学”问题。

我的观点是:不用着急，讨论当然急需讨论。不过我们大可以“无视”现有的一些壁垒和约束，大胆地融合和创新，施行“无为”的研究态度和评价方式。不同二级学科的研究者大可多创造一些机会，坐下来认真沟通沟通、批评批评、见识见识、学习学习，总不至于彼此离开的太远，以至于遗忘了从事哲学思考和研究的初心。让研究回归生活，让哲学回归思想，分类学的问题定会自然得到解决。及至黄昏，如果是猫头鹰，那么它自然会起飞。

陋见。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zonghexinwen/2020/1006/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