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的误区(5)

苏格拉底随之暗示了在功利的考虑中，正义将无处立身。那个调整后的定义的实际含义是助友损敌，通过检讨“你所谓的朋友是指那些看上去好的人呢，还是指那些实际上真正好的人呢?你所谓的敌人是指那些看上去坏的人呢，还是指那些看上去不坏，其实是真的坏人呢?”苏格拉底揭示了助友损敌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阶级性观点，因为对人的好坏的判断实际是由敌友利害关系决定的，他认为这是“佩里安得罗，或者佩狄卡，或者泽尔泽斯，或者是忒拜人伊斯梅尼阿，或其他有钱且自以为有势者的主张”。[14]12—15阶级性使功利左右着正义，这就和所马克思揭示的原则很相近了。

玻勒马霍斯的“助友损敌”还没有反思到这个深度，他心中的良知还在容忍正义。但色拉叙马霍斯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到正义的无用实在是功利立场上的逻辑必然。于是强大的逻辑性压制了他心中的良知，使他敢于走向极端，将苏格拉底的暗示明白说出来。他给出了正义的第二个定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14]18。这个定义是沿着经过调整的前一个定义而来的，并进而赤裸裸地宣告了正义的阶级性。在功利的立场上，这比第一个定义自然深刻得多。色拉叙马霍斯声称：“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14]19他揭示了残酷却真实的现实，不仅和庄子讲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16]《庄子·胠箧》完全一致，而且触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7]42。但越是深刻也就越是背离正义的终极性，只能任由幻象拨弄着正义：“不正义的事只要干得大，是比正义更有力，更如意，更气派”。[14]27虽然苏格拉底能够借助这一原理——“道德上的‘恶’具有一种与其本性不可分离的特性，即是：就其目标而言(尤其是在对其他有相同存心者的关系中)，它与自己相抵牾，且毁灭自己，并因此让位于‘善’底(道德)原则(纵然是经由缓慢的进步)”[18]217—218。驳斥绝对的恶无法自存，因此“不正义的人同时想要胜过同类和不同类的人”从而“跟又笨又坏的人相类似”。[14]36但他还是不得不感叹：“现在到头来，对讨论的结果我还一无所获。因为我既然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也就无法知道正义是不是一种德性，也就无法知道正义者是痛苦还是快乐。”[14]43

实践理性领域的先验幻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都被视为逻辑幻象而简单处理了。亚里士多德在思辨理性领域的成功，导致他忽视了实践理性领域的艰难。而专注于实践理性的苏格拉底却深刻认识到，通过经验归纳得到的定义在这个领域是无效的，我们根本无法对任何关乎德行和伦理的概念进行定义。

三、苏格拉底的哲学结论

对定义关注的差异由此导致了不同的哲学结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需要逻辑学作为基础：“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直接目的，按照这位哲学家公开的说法，完全是方法论的。要证明的是这种方法：用此方法在所有知识各部门中都能获得科学的知识”[3]181。那么，定义就具有了无比重要的地位：“关于科学的出发点”。对于一切科学来说，发现定义就显得举足轻重。而在苏格拉底那里，经过了艰苦地探讨之后，定义仍然无法避开幻象。定义的无效，也使一切原本不成问题的东西都出了问题。这时理性似乎失去了判断的能力，而且无论它怎么调整思考的方式，都在幻象里永远打转。这种状态下的理性，就好像受到电鳗(νρκη)的麻痹之后的感觉——这是柏拉图在《美诺》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美诺认为苏格拉底像使用巫术一样，使人在所谓很明显的真理上犯糊涂，因而将他比作电鳗，无论什么人一碰上它就被麻痹了。虽然定义的有效并未使苏格拉底兴奋，定义的无效却使他沮丧不已，“我无知”成了苏格拉底著名的口头禅之一。这是一种真实的无可奈何，是对定义无效的惶惑。

这时，定义无效却产生了一种警醒的作用，使我们开始反省来自经验的理性是否能够认识美德问题。苏格拉底于是声称：虽然我们对于美德问题是无知的，但是当我们具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中了。因此，麻木一下也许是件好事，我们从这种困惑出发反倒更容易去追问真理。他坚信：知道自己无知就是一种知。[10]512—513这里所谓的知，就是在幻象的警醒作用下认识到“经验上有条件的理性以排他的方式想要独自提供意志的规定根据”是一种僭妄，定义就是这种僭妄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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