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的误区(4)

定义在实践理性领域为什么遭遇如此顽固的幻象?原因在于定义自身的狭隘性和功利性。

定义是思辨理性的产物。在康德看来，思辨理性只有经验之内的使用，它的有效性需要依靠经验的实证，因此定义也只具有经验之内的狭隘视野。以认知为鹄的的思辨理性，其发展的必然方向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我们在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的批判中，可以看到思辨理性的狭隘性：“历史地来看，当代的实证主义科学概念是一种残留的概念。它将所有那些人们归之于或宽或严的形而上学概念的问题，其中包括所有那些被含糊地称作是‘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统统丢弃了”[13]19。苏格拉底对于思辨理性的狭隘也有所意识，他在《卡尔米德》里，借色雷斯国王札耳谟克西之口说：“你们一定不能不治我的头而治我的眼睛，或不治我的身体而只治我的头，同样的道理，你们一定不能不治灵魂而只治身体”。他认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希腊的许多医生不懂如何治疗许多疾病，因为他们无视整体，而只有整体保持良好状态，部分方能良好”。[10]139

在超出了经验范围的实践理性领域，定义的狭隘性得到特别地体现。我们来看《理想国》对正义(δiκαιου)的追问。玻勒马霍斯引用西蒙尼得的说法，给出了正义的定义：“欠债还债就是正义”，但是很快陷入幻象之中：“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情实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14]6—7正义之为正义，有其“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善良意志：“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并且，就它自身来看，它自为地就是无比高贵。任何为了满足一种爱好而产生的东西，甚至所有爱好的总和，都不能望其项背。如果由于生不逢时，或者由于无情自然的苛待，这样的意志完全丧失了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如果他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仍然还是一无所得，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当然不是个单纯的愿望，而是用尽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办法)，它仍然如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实用性只能当作阶梯，帮助我们在日常交往中更有效地行动，吸引那些尚没有充分认识的人对它的注意，而不是去左右那些有了认识的人的意志，并规定它的价值”[15]43。但是，定义必须采取的狭隘的经验实证视角，却不得不丢弃那个超越一切经验的“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在失去对善良意志的终极关怀后，定义面对正义也就必然束手无策。

定义狭隘性的更深的根源在于其功利性。康德指出：“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本身全都具有同一种性质，都隶属于自爱或自己的幸福的普遍原则之下。”[8]16来自经验归纳的定义必然指向质料的实践原则，这就与苏格拉底对不能带来利益的智慧(σο iα)的追求形成对立。在《卡尔米德》里，苏格拉底质问“智慧能提供健康吗?……我们不是宁可说它是医学的结果吗?智慧能做其他技艺的工作吗，各门技艺不都有它们自己的工作吗?”为我们指出各种技艺都可以带来利益，而智慧却不能。[10]165功利性和终极性的冲突，使定义必然遭遇先验幻象。

我们再回到《理想国》。“欠债还债”是从功利性效用出发，将质料性的金钱作为正义的客体。如康德所说：“凡是把欲求能力的一个客体(质料)预设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实践原则，全都是经验性的，并且不能充当任何实践法则。”[8]22—23这造成了功利性和正义的终极性间的冲突。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关键所在，无论如何调整定义都无法避免幻象。因此，苏格拉底帮助玻勒马霍斯调整的定义——“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这就是他所谓的‘还债’”，也并没有使情况变得更好。在苏格拉底类比医术、烹调术等能够给予的适如其份的报答之后，我们发现正义“仅仅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14]7—11在这个追问中功利性被特别地突出了，而正义恰恰因为功利的突出淡出视野之外。康德通过强调道德是绝对命令指出实践理性的终极性：“一切命令式，或者是假言的(hypothetisch)，或者是定言的(kategorisch)。假言命令把一个可能行为的实践必然性，看做是达到人之所愿望的，至少是可能愿望的另一目的的手段。定言命令，绝对命令则把行为本身看做是自为地客观必然的，和另外目的无关。”[15]65定义的功利性和正义的终极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仅视野狭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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