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基本思路*(2)

另一方面，对教育大数据相关问题做出的哲学分析，多见于人们对大数据应用带给教育的影响等问题的思考，如从教学角度反思大数据对教育关系的影响（McWilliam，2016）、大数据对教育体系的重构和现代教育哲学的改变（杨晓峰，2016）、大数据与高等教育哲学的相关性以及带来的挑战与机遇（Daniel，2015；2017）等。另外，还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构建了基于大数据文化的教育策略框架（祝智庭等，2017）。

2.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教育大数据研究

作为技术方式，教育大数据必然会受到技术哲学的观照。同时，受技术哲学研究之伦理学转向及隐私保护等研究热点的影响，大数据引发的教育伦理问题也引起众多关注。不仅如此，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也做好了先行铺垫。

诸多学者在研究大数据等技术哲学问题时对教育问题有所关注，如围绕技术的不平等分配、数据挖掘中存在偏见、社会关系不民主等问题，对大数据之于教育公正的影响进行研究（Ben-Shahar，2017）；在探讨社会问题时对大数据促进教育变革的探讨（张兰廷，2014）；从技术文化理论对教育大数据应用问题的归纳（张洪孟等，2015）；从技术可量化层面，对教育的“无思”境地和教育自由等问题的哲思（姜勇等，2016）；从人的主体隐匿的角度对教育大数据进行全面反思（刘培等，2018）。

人们陆续发现教育大数据存在隐私隐患（Pence，2015）、数据采集者敏感信息需要保护（苏令，2016）、高等教育大数据面临道德挑战（李馨，2016）等伦理问题，并针对隐私泄露侵害尊严、过往数据束缚个体发展、数据决策禁锢学业进步等具体风险提出伦理策略（张燕南等，2016），倡导德性教育的重要性（胡玲，2014），主张在教育大数据应用中建立问责与监督机制（Reidenberg et al.，2018）。

在教育大数据来临之前，教育技术哲学领域对技术影响教育发展的内在机制、教育技术价值的实现途径等问题的研究（颜士刚，2015），以及近年来对数据思维、教育技术“双刃”效应、教育技术伦理风险等问题的探索，为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铺垫。

综上可见：第一，既有研究不仅突出了教育大数据的特点、功能与应用等基本问题，而且反思了大数据带给教育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对伦理风险给予很多人本主义的关怀。也就是说，教育哲学和技术哲学这两种研究向度并未出现对立与分化，虽然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基调，但在乐观中包含审慎的成分、悲观中渗透积极的期望，整体上呈现出多种观点共存的形势，尚未产生“技术导向”或“教育导向”的哲学脉络，所属的科学领域有待进一步明确。

第二，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正处于起步阶段，“蜻蜓点水”现象比较突出，整体上缺少一种理论体系的支撑和指导。多数研究虽然具有了哲理审思的意味，也关注到基本的哲学问题，并积极从文化哲学、技术批判等哲学视角寻求思路，但哲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未占据主导地位，且对问题的解读方式缺失解释视角，解释力不足，思辨的层次也有待继续深入。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内涵需要深入探讨。

第三，当前研究的内容边界比较模糊，基本的逻辑路径阙如。从哲学研究的一般理论体系——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基本要素来看，无论在教育哲学还是技术哲学的研究向度，多是从单一要素或者接近某一要素开始展开，而且各要素的研究力度和深度也远远不够，不仅表现出本体论研究力度不足、价值论研究维度单一、认识论研究理性缺失、方法论研究有待深入、伦理学研究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而且各研究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曾被关注，即从系统的角度进行教育大数据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关联研究尚未开启。

三、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开展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不仅要从观念上明确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需要明确研究主体，统筹哲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同时还要厘清研究内涵和内容边界，围绕哲学角度、哲学方法、哲学问题和哲学解释，开展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观等多方面研究，从而系统解决为何研究、谁来研究、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等基本问题。实际上，哲学研究的从事者都知道，哲学及相关内容的界定本就歧见丛生。而且，随着教育哲学、技术哲学等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的任务与内容都将得到不断地拓展。因此，明确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的一般思路，目的不在于找到统一的定义或规定，而是通过这一探讨与界定，让教育大数据的哲学探讨处于一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和逻辑思路，从而促进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体系的形成。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qikandaodu/2021/0115/6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