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公共生(3)

在群星闪耀的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的殿堂中，拉兹的著作与思考不可或缺。作为法实证主义的捍卫者，拉兹认为法律不是一条条冰冷的规范，它更应该与人的道德律令和社群生活息息相关。同样，拉兹的法治论证也与二十世纪罗尔斯以自由和正当性作为核心论述的政治哲学分庭抗礼。拉兹不赞同罗尔斯乐观的普遍人性论和多元主义，他认为国家和法律应该介入到个体生活之中。同样拉兹认为，法律并不独立于社会和公众之外，法治必须具备一种社会的“元价值”：法治区别于其他政治原则之处在哪里？法治的价值何在？因为拉兹深信，人作为自律的主体，权利和公共生活与他人息息相关。而人类文明的珍贵价值：宽容、互相尊重与理解，深深地植根于这种公共生活之中，论证法律的合理性与证明公共生活的理性之间的平衡是捍卫这些价值的最后一道防线。相对自然法学派，拉兹坚持认为法律只是一种工具，它的价值在于：人性尊严、个人权利和公共生活。

拉兹的至善论的多元论明确反对义务论自由主义正当优先于善的教条。在他看来，善或幸福并不在于外在地遵循正当性或道德性的普遍原则的规约，有许多义务或责任如友谊的义务或家庭的责任的根据并不是抽象的正当，而是具体的良善生活。反过来，正当性或道德性之普遍原则如不从人们对其幸福的关切中汲取论证的资源，就会流于抽象化和形式化。拉兹正是基于这种至善论的立场批评了罗尔斯为了达到正义学说这一压倒性的目标而不惜牺牲人们对于善的观念的做法，并认为罗尔斯的反至善论立场导致了严重地违反直觉的结果。

最后，虽然拉兹明确认为个体自主性的理想“特别适合于具有快速变化的技术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的工业时代”，他也意识到许多兴旺繁荣的人类生活中并没有自主性这个要素，但是并不能由此就认为拉兹对自主性是个人幸福和良善生活的根本部分的辩护就完全是情景化的。他一方面强调自主性位于现代社会整个价值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又主张把自主性和一个人具体的目标和追求区分开来。

拉兹1939年出生于巴勒斯坦，1963年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后在希伯来大学的资助下，前往牛津大学跟随著名法哲学家赫伯特·哈特（H.L.A.Hart）学习。在牛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以色列任教于希伯来大学法学院和哲学系，1971年获得终身教职并升为高级讲师。

拉兹在《自由的道德》中曾经如此论述人的自律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一个自主的人是他自己生活的部分创造者。他的生活部分也是他自己的作品。自主的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什么，而且也是因为它可能是什么，甚至还由于它所以如此的方式。如果一个人有多种可以接受的选择供他挑选，并且通过他对于这些选项的抉择才使他的生活所以如此，他这个人才可说是自主的。”相对于罗尔斯的多元主义，拉兹始终认为“公共善”与个人权利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但是他同样相信，即便每个人的“幸福”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道德法则,理性、公共辩论和宽容，足以消弭这种张力。

撰文 | 应奇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主编：应奇 版本：2018年4月

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群星闪耀，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天堂之中，拉兹也许正在与罗尔斯与德沃金进行着他们未完成的对话。同样，在他们的延长线上，他们的余音依旧在现代性的长廊中回响，而那些重要的问题依旧等待着解答：我们应该怀着怎样的期待和价值去维系公共生活？即便这个世界不美好，但是我们追求的“善”依旧是可欲的吗？借用罗尔斯的话说“没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难哲学问题的社会，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社会。”

桑德尔其实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罗尔斯理论内部的这种紧张关系，关于无牵无挂的或先行个别化的自我的指控所针对的是罗尔斯的个人自主观念，因为按照桑德尔所理解的罗尔斯，只有坚持正当优先于善及其背后的选择之于目的的优先性，才能维系个人自主的理想于不坠；“休谟式的义务论”之类的诛心之论所针对的则是实质性地支撑起罗尔斯的理论大厦的道德自主观念，因为按照桑德尔所解读的罗尔斯，只有把这种康德式的义务论拉回到包括主客观条件在内的正义的环境中，才能赋予这种道德自主所要求的正义原则以实质性的内容，从而敉平天赋和出身等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于分配正义的影响，并在这种正义原则和观念所适用的“结构内的竞争性要求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平衡或均衡”。但是，彼时沉迷于自我和社群的构成性论述的桑德尔却没有能够抓住在这里最为重要和有生发力的个人自主观念，而使得他对于罗尔斯的批评只是成为了罗尔斯后期关于政治自由主义论述的助缘，而拉兹的以《自由的道德》为核心文本的至善论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恰恰是围绕着个人自主的观念而组织起来并得到最为系统化表述的。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zonghexinwen/2022/0612/11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