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需要哲学，哲学需要物理学(4)

“学习”和“概念转变”这两者的互相缠绕，这种灵活性，和这种方法论与目标的不断演化，在历史上发展成了实践科学与哲学反思之间的持久对话。这是为什么很多科学被哲学反思所深刻地影响的进一步缘由。科学家的这种观点，无论他们喜不喜欢，是渗透着哲学的。

在这里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提供了研究必须该怎么去做的导引。”

不是因为哲学能对科学的正确方法论一锤定音（这正是与霍金和温伯格的哲学立场相对立的），而是因为哲学中有很多概念工具可用来处理概念的连续变迁。那些否认哲学在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的科学家，正是那些自以为找到了终极方法论的人。结果是，他们的头脑对将来所需的概念灵活性更加封闭。他们是被他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俘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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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可以给出一个更强的例子。我相信近几十年理论物理学的突破之所以相对贫乏，原因之一就是今天许多物理学家把错误的科学哲学当作宝贝。波普尔和库恩——在理论物理学家中如此受欢迎——对于好科学的工作方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供了启发，但他们的科学图景是不完整的。我怀疑，如果把他们的见解当作约定俗成并且一概接受，就会误导科学研究。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这样。

库恩对于非连续性和不可通约性的强调误导了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让他们轻视科学知识的可怕的积累性方面。波普尔对于可证伪性的强调——这本来是一种划界准则——也已经被误解为是用于评价的准则。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灾难性的方法论混淆：在寻找新理论时，过去的知识是无关紧要的；而各种还没被证明的想法都同样有趣，各种还没被测量到的效应都同样可能发生，理论家的工作就在于让任意的可能性从天而降，然后发展它们，因为所有没被证伪的东西事实上都有可能是正确的。

这就是当下的“干嘛不做？”意识形态：任何新想法都值得研究，仅仅因为它还没被证伪；任何想法都有同样的可能性，因为在知识的路途上往前走一步就会出现在过去知识基础上无法预知的库恩式不连续性；任何实验也都同等有趣，只要它检测了什么没被测过的东西。

我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哲学导致了物理学中堆积如山的无用的理论工作和许多无用的实验探究。

在无边界的可能性空间中任意地跳跃，从不是做科学的有效方式。原因在于两方面：首先，可能性实在太多，纯靠碰运气找到好的选择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更重要的是，大自然总是在震惊我们，我们这种有限的生物远不如我们自认为的那样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当我们觉得自己试探得够广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我们只是在变了方式地老调重弹：真正能起作用的创新不是仅凭猜测就能找到的。

那些真正起了作用的最剧烈的概念转变和最离经叛道的想法，事实上总是严格地被激发出来的，并且几乎是被海量的新数据、或对现有成功理论的内在矛盾的全面分析所倒逼出来。科学是靠连续性来运作，而不是靠不连续性。

前者的例子——被数据逼出来的创新——是开普勒的椭圆和量子理论。开普勒不只是“冒出来了”运用椭圆的“想法”：在他看见椭圆之前，大自然不得不把椭圆“泼撒”到他脸上。他用椭圆来近似模拟火星的本轮-均轮运动，并震惊于这种近似比他原来的模型效果还好。类似地，20世纪初的原子物理学家长时间与基本定律中蕴含的不连续性概念斗争，竭尽所能地拒绝光谱学已经给出的明确信息，换句话说，力学的最核心部分其实已经出现了不连续性。这两个例子中，重要的新想法都是在数据面前被迫出现。

第二种情况的例子——由旧理论而来的激进的创新——是日心体系和广义相对论。无论是哥白尼还是爱因斯坦，都没有显著依赖于新数据。他们都从对成功的、被公认了的理论进行深刻分析开始：托勒密的天文学、牛顿的引力和狭义相对论。他们从中发现的矛盾和原因不明的巧合，开启了通向新的概念构想的道路。

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仅从尚未被证伪的理论中捞出一些，然后对它们带来的结果检测一下。相反，是基于广泛且不断积累着的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对归纳法的巧妙的运用，提供给了我们前行的线索。认真地考察在经验上已获得成功的洞见，我们才能前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个“新想法”：它是爱因斯坦对伽利略相对论为何在很大范围能成立的领悟。这里没有不连续性：事实上，这是一种最佳的连续性。这是面对那些人仅仅因为麦克斯韦方程就急于抛弃速度相对性时，爱因斯坦表现出来的极富洞察力的“保守主义”。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zonghexinwen/2020/0915/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