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 罗启权：翻译型的研究家与研究型的翻译家(3)

费希特知识学是从三条基本原理出发的。第一原理是“自我设定自我”，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无条件的，即A=A，其内容决定其形式，其形式决定其内容。用日常语言可以表述为：我等于我，我就是我。这条原理中的动词“设定”“等于”或“是”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被他称为“本原行动”，就是“自我”本身。也就是说，自我就是行动，就是要“成为”什么、要“是”什么，因而就是自我创造的自由。第二原理是“自我设定非我”，它在形式上是无条件的，在内容上则是有条件的，受到绝对第一原理的制约，即－A≠A。“非我”即一切不是我的东西。“自我”必须设定这一切“非我”的东西，即设定“自我”为一个受到“非我”限制的“自我”，“自我”的主动性受到“非我”的被动性的制约，造成“自我”与“非我”的互相限定。通过对“非我”的规定、克服和超越，“自我”才能使“自我”展开、扩充、形成为“自我”。所以“非我”既是“自我”需要克服的，也是“自我”实现自己不可或缺的。第三原理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或者表达为“自我在自身之内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以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它在形式上是有条件的，受到绝对第一原理的制约，在内容上则是无条件的。可见知识学的推演是本原行动或自我的逐步展开，从第一个步骤到第二个步骤是分化活动，从第二个步骤到第三个步骤是整合活动，三者体现了正题、反题与合题。由此，知识学原理作为理论系统构成一个由命题组成的自我封闭的圆圈。正是费希特第一次清晰明确地表达了正反合这种辩证模式。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相统一，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终要达到第三原理，那就是人的完全自相一致——绝对自由的自我。

恩格斯在188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虽然恩格斯明言德国社会主义者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辩证法，但是读遍马克思的著作，却基本未见有直接引用费希特的文字，而在零星几处直接指认费希特的语句中又多为批评之辞。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继承便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学界或者因其似乎不得其门而入而避之不谈，或者基于对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解，径直断言马克思不会有所取于费希特思想。

1980年，梁志学与夫人沈真合作翻译了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两年后又翻译出版了《人的使命》。1984年，商务印书馆将这两本译著结集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版，现已重印8次，而且还有珍藏本（2009）、分科本（2011）和120年纪念版·分科本（2017）等多种版本。此书不断被重印，可见对中国学术界影响之深远。

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译者既精通专业内容，又能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平实流畅的汉语而不失其本意。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德国古典哲学译介方兴未艾，很多术语从来就没有人翻译过，需要译者创造性地转译为汉语。这就需要再创造，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中文翻译方式，创造现代中文学术术语和学术语言，例如扬弃、自在、自为、映现、反思等。这种翻译其实是一项原创性很强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在我国学术界，译著至今一般还不算个人的学术成果。

同时，梁志学也提醒人们注意，费希特主张教育新人不仅仅是要复兴德意志民族，而且也要做世界主义者。因为培养建立理性王国的新人“这项工作在内容上拥有的精神并不是狭隘的和排外的，而是普遍的和属于世界公民的”。关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费希特说：“任何一个世界主义者都会借助于民族给他设置的限制，势必成为爱国主义者；任何一个在自己的民族中是极其有力、极其活跃的爱国主义者的人，也是极其活跃的世界公民，因为一切民族文明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这种文明传遍全人类。”费希特把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反对借助世界主义之名而把自己民族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民族。梁志学说：“坚定不移地走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又坚持世界大同的理想，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反对列强的霸权主义，这才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部世界名著的真谛。”他强调，中华民族要走世界文明大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以从费希特的演讲中获取理论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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