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 罗启权：翻译型的研究家与研究型的翻译家(2)

费希特有关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的这些精辟论述，切中要害，发人深省。

梁志学基于深厚的学养，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思想贯通起来，对马克思批判继承费希特思想的痕迹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剖析，并将费希特到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视为通向后者的“中介”。他为学界展开了一幅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壮丽图景，特别是他勾画的费希特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批判继承关系的诸多线索，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论域。

1.翻译与研究并进

费希特不仅是一位擅长理论思辨的哲学家，而且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行动哲学家。他在德意志民族处于外敌入侵、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刻，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拿破仑的入侵，实践了自己的行动哲学。易言之，费希特不仅用“言教”，而且用他的生命实践着“身教”，作出提高人类道德风尚的引导和示范。他多次发表公开演讲，最著名的就是十四场《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他身处其中的柏林，由于普鲁士政府尚未付清战争赔款，还驻扎着法国军队。他反对拿破仑、唤醒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法国军队眼皮底下进行的。梁志学对此评论道：“这种在民族存亡之际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行动，真正表现了一位为真理而奋斗不息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费希特的系列演讲以走世界文明大道的普遍性与热爱祖国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为前提，主张民族的复兴当以改革教育入手，提倡教育兴国，启发民众，培养新人。他说：“合乎理性的国家不能靠弄虚作假的做法，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建立起来，相反地，要建立起这样的国家，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一个民族只有依靠脚踏实地的工作，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课题，然后才能解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梁志学概括说，费希特希望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就在于要建立起一种本身纯粹、高尚和伟大的精神。正是在德意志民族率先建立起一个按照理性，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新世界的意义上，这个民族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再生者和重建者。

1956年，梁志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恰逢贺麟系统讲授黑格尔哲学，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刚刚毕业的梁志学成为了两位教授的助手。这段经历让他对德国古典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名师的引领使他的理论思维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后来，他秉承其师贺麟的治学传统，进行了大量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他本人的治学风格正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范例。

梁存秀（1931—2018），笔名梁志学，是我国著名的德国哲学翻译家、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60年以后，曾担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常务副主编，主持翻译并出版多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并撰有相关的研究专著。梁志学先生既是翻译型的研究家，也是研究型的翻译家。他为人极具学者风骨，为学满怀热忱，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2.阐明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

阐明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有隐微的批判继承，是梁志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梁志学对此课题的研究也有其独特的方法，即“从评述费希特的哲学体系着手，说明他的哪些论点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痕迹，或他们两者有何一致之处”。这就不仅需要对费希特和马克思两人的整体思想都有透辟彻底的理解，而且还要有强大而敏锐的思想穿透力，能够超越文字和概念表面上的是非同异，直探思想的本质。通过对马克思直接指认费希特各处文本的考察，梁志学揭示出马克思哲学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对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中的演绎方法以及他的自然法权学说、政治学说、自我意识学说等，都有批判的继承。随后，他描述了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并在厘清马克思如何继承黑格尔的思辨方法以构造经济学理论系统之基础上，间接地勾勒其所受到的费希特古典功利化方法的影响。在方法论上，费希特将近代自然科学的古典功利化方法运用于哲学领域。马克思虽然不同意黑格尔的“理念”与费希特的“自我”两说，但在理性演绎的方法上仍有部分借鉴。而且，马克思所强调的“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可谓直承黑格尔，然而它的源头却在费希特。最后，梁志学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灵魂的辩证法，其根源也是在费希特。美国学者汤姆·洛克莫尔在《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中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大部分源于费希特的理论视域，并进一步运用了费希特的术语表述方式。”他的看法跟梁志学的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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