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哲学的目的(3)

这也是哲学的外延和内涵在这场消耗中没有显著减少的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因为不管多少问题可以转换到经验或形式处理，无法如此处理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减少。这一事实势必让启蒙哲学家气馁，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真实问题都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得以解决，17、18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千真万确，即使在当时人类也没有找到解决以下核心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哲学问题，因为它们显然是无法回答的：人和万物是否因上帝或大自然要实现某一目的而被创造？如果是，那个目的是什么？人是否可在面临多种选择余地时自由抉择，还是与此相反，要严格受制于统治自然界的因果法则？伦理和美学真理是普遍而客观的还是相对而主观的？人只是血肉之躯，被一堆骨头和神经组织撑着，还是不朽灵魂的尘世居所？人类历史究竟是否有一个可辨的模式，或者只是因果关系的不断重复抑或一连串偶然而莫名其妙的意外事件？这些古老的问题折磨着启蒙哲学家，如同它们同样折磨着古希腊、罗马、巴勒斯坦和中世纪的西方贤哲。

物理和化学没有告诉人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某些人一定要在某种条件下服从另外一些人？以及这些义务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是否幸福和知识、公正和怜悯、自由和公正、效率和个人独立都同样是人类行为的可靠目标？如果是，它们彼此之间是否互相兼容？如果不是，应该选择哪些目标？而选择的有效标准又是什么？我们如何可以确信它们的有效性？有效性本身又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不过，有些18世纪哲学家争辩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曾存在类似混乱和怀疑的状况，不过一些天才后来脱颖而出，创造了秩序。

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黑夜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然后一切都被照亮。

假设牛顿能让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来决定宇宙中每一个物体的位置和运动，一下子废除一大堆无序的、充满矛盾的、晦涩的、一知半解的、迄今为止被当作自然知识的经验法则，那么难道我们不可以指望通过应用人类行为原则和对人的本性分析，来获得类似的澄明并且在同样坚固的基础上建立人文科学？

哲学以语言的谜团和晦涩为食，如果它们被清除了，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有尚需检验的人类信仰，或日常人类需求、希望、恐惧或兴趣的各种表现。这些是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该要研究的内容；人文科学需要的是一个牛顿，或者一系列牛顿；这样一来，形而上学的困惑得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闲来无事的哲学思辨家们得以彻底清除，在被清理的地基上建立起一座明确的、坚固的自然科学大厦。

以上图景承载了所有著名启蒙哲学家的希望，从霍布斯和休谟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边沁、圣西门、孔德和他们的接班人，莫不如此。然而这个希望注定是要失败的。哲学的领域没有被分割到被一系列科学所替代的地步。哲学问题一直以来，并且将一直继续，令热爱思考的人着迷和烦恼。

为什么会这样呢？康德曾给过一个令人启发的回答，他也是第一个严格区分两类问题的思想家；一类是事实性问题，另一类是有关事实表达模式的问题，无论这些事实或者我们关于这些事实的事实会如何改变，这些模式不会改变。这些模式或范畴或经验形式不是任何自然科学的论题。

康德是区分事实和范畴的第一人：事实俨然是经验的数据，是我们观察或推理或思考的人、物、事件、品质、关系等；范畴是我们用来感知、想象和反思的范畴。在他看来，它们独立于不同的宇宙观，即那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宗教或形而上学构架。古希腊先哲，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曾以为万物皆为某种内在目的而生——即它们不得不去努力完成的结果或目标。中世纪基督徒认为世界乃是一个僧侣统治集团，万物和人均因神圣的造物主授意要完成的某个具体功能而生，唯有上帝知晓这一整体计划的目的，并根据其子民服从圣训的程度决定他们的幸福和痛苦——上帝每造一个人的目的都各不相同，实现这些目的就实现了普天和谐这一至高无上的模式，这一唯有上帝明白而子民无从知晓的整体性。

18、19世纪的唯理论者只关心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创造的一切，将其他一切都视为因果关系的结果，如此一来，大多数事物都不追求什么目的，即使俨然有过变化和改变，也还是一种“原始”事实。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zonghexinwen/2021/0818/10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