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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及阐释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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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将政治哲学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理论形态和本根之所在,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学术理论上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将政治哲学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理论形态和本根之所在,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学术理论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介与研究、以“回到马克思”为标志性口号的对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再阐释等重要学术事件为契机和突破点,逐步向前发展的。这似乎告诉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步重大推进,都要追溯和归结到学术理论上的创新,乃至“叛逆性”的创新上去。实质上,这是一个错觉。考察哲学发展史可知,重大的理论问题往往来自于重大的现实问题,重大的现实问题也必然会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与现实的这一关系,对于以实践性为重要特质和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是尤为重要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曾明确强调:“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⑿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放在改革开放40年的大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就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恰恰就来自于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正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生动展开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土壤,而无论是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介与研究、以“回到马克思”为标志性口号的对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再阐释等重要学术事件,还是实践问题、价值问题、主体性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集中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其实只有放在改革开放的叙事框架中,才能够得到最透彻的认识。这个基本事实,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毋庸置疑,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从经济领域开始、进而牵涉整个社会的伟大实践。在这场伟大社会实践中,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已远远超出了纯粹“经济”的意义,而是关系到社会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系列需要由政治哲学来回应和回答的重大规范性问题。事实上,西方社会在由中世纪向近现代过渡的转折期,首先经历的就是商品经济的普遍确立这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而这个新现象恰恰就孕育和包含了如何为所有权的合法性及分配的公正性辩护这个重大规范性问题,因而也决定性地催生了霍布斯、洛克以来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中国改革开放中由经济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规范性问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存在于收入分配、教育、司法等领域的,具体的、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从整体上构建社会伦理规范和行为规则,以此为社会生活树立价值目标、为社会分配提供价值遵循、为体制改革确立价值前提的问题。这两类规范性问题不是改革开放实践逻辑中的细枝末节,而是其中最深层次的、乃至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它们不会因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推进而趋于沉寂,而是会长期存在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甚至也可以说,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它们比以往更加凸显。由此而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持续彰显自己在重大现实问题面前的反思能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要实质性地介入到这些重大的规范性问题中来。所以,政治哲学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决不应当仅仅是一种具有外在补充意义的分支哲学或部门哲学,相反,它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理论形态,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说明,我们现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将目标定位于如何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政治哲学问题面前的失语状态,而应当将目标定位于如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姓名:李佃来工作单位:
前提性问题之三:
如何全面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
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勃兴,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为最深刻原因和根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所带动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复兴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巨大学术效应,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得以开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或契机。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就成了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和思索的重大问题。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zonghexinwen/2020/1023/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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