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问题与挑战(4)

当然，分析哲学研究在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这些挑战，并非仅仅属于分析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也是整个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如何在各种哲学传统和哲学方法中寻找自己的立身之地，这是所有当今哲学研究者需要思考的迫切问题。所以，当今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还任重而道远。

分析哲学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工作内容、以澄清思想和说理论证为主要工作任务、在20世纪英美哲学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哲学思潮。20世纪初，随着罗素的来华访问和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传入以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一书的翻译出版，分析哲学的思想在中国逐渐得到传播。1949年之后的30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分析哲学随同其他西方哲学思想一道，被冠之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而遭到严厉的政治批判，国内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三缄其口，避而远之。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才得以恢复。经过40年的发展，分析哲学在中国学术界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方法和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分析哲学学术研讨会至今已经召开了10届，《中国分析哲学》文集也出版了5卷册，这些都反映了分析哲学在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分析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复兴1978年在安徽芜湖举行的全国外国哲学史学术研讨会，是改革开放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外国哲学学术会议，在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则是彻底清算以往对现代外国哲学的政治批判态度，推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走上了学术自主的道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直接开启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重新传播，也引领了以分析哲学为导向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界的全面复兴。20世纪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最初就是通过罗素的新实在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杜威的哲学和罗素的哲学被当时的中国人看作是“科学的哲学”，受到了先进的中国学人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引起了人们认真的学习和热烈的讨论，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形成了一种热潮。这个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科学与玄学之战”。1978年之后，西方哲学重新引入，首先在国内哲学界掀起第二波热潮的还是分析哲学。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哲学界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主要是以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哲学、波普尔哲学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思想，其主要原因是，科学的分析方法、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批判精神，分析哲学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对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广大青年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90年代后，学术界对分析哲学的关注虽然有所减弱，但研究者们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而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有所深入，取得了更多的成果。首先是对分析哲学的介绍更为全面，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罗素哲学和维也纳学派之外，更多地介绍和分析了弗雷格哲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出的英美分析哲学，如斯特劳森、蒯因、普特南、达米特、戴维森等，并注意跟踪研究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其次是国内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的重新关注，不是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和翻译上，而是开始注重对学术思想之间理论联系的分析以及对他们所提出问题的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再次是国内哲学界逐步开展与国际分析哲学界的交往和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曾多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讨会以及“逻辑、科学与方法论”国际会议等，并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和发言，阐发了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领域的主要观点。同时，国内哲学界也举办了多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研讨会。1988年成立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也是以讨论分析哲学家思想为主的教学机构，在中外哲学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后是开始注重把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并在这方面举行了专门的研讨会，发表了许多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所有这些表明，我国学者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兴趣，不仅来自对分析哲学本身的关注，由此形成对当代哲学的重新理解，更是来自对分析方法如何用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强烈责任感，由此反思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出路。这就使得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通过对分析哲学本身的研究，加深我们对哲学性质的全新理解。这里的分析哲学研究又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是对西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如对分析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和对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考察；二是运用哲学分析的方法，对分析哲学提出的哲学问题给予重新论证和解释。另一方面则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分析哲学的价值作出阐述，力图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更为有效的论证武器。这种研究也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借鉴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给出概念分析和逻辑重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传统的内在逻辑；二是对分析哲学家们提出的重要问题给出中国哲学式的解读，提出中国哲学的思想实验。显然，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研究中的确肩负了双重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责任面前，40年来，中国学者的分析哲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当然也存在自身的困难和问题。反省这些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位置，也有助于我们在一个重要方面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分析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具体问题和路径2001年，陈波教授主编出版了大型文集《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收录了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性文章或著作篇章14篇，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性文章31篇，基本反映了当时国内哲学界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2018年，在陈波教授的邀请下，我们共同主编该文集的第二版，补充了两篇西方哲学家的文章和著作篇章，中国学者的论文则增加到44篇，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国内哲学界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40年来中国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路径。首先，学者们对分析哲学的早期阶段给予了特别关注，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工作，对他们的工作意义几乎都提出了一些批评性意见。洪谦先生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重新评价，开启了新时期分析哲学研究的最高起点，也成为中国哲学家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融入国际对话的重要起点。他的《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我的个人见解》一文，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历史背景、思想来源、主要人物、思想特征等都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洪谦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于国际著名刊物《认识》（Erkenntnis）、《综合》（Sythnese）、《理性》（Ratio）等上面的数篇文章，都是对维也纳学派和石里克思想的权威解释和重新评价，在国际哲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被称为“哲学史上一个历史阶段的见证人和正直诚实的导师”。以江天骥、涂纪亮和洪汉鼎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以赵敦华、陈嘉映、韩林合和江怡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和以冼景炬、方万全为代表的港台学者等，更多地关注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既包括了他的前期思想，也包括了他的后期思想，以及他的思想与近代西方哲学、维也纳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等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其次，国内学者对分析哲学家们工作的批评还表现在他们对早期分析哲学家们思想关系的评论上，特别是对卡尔纳普、塔斯基、蒯因以及克里普克等人的工作，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国际哲学界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波对克里普克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他的先验偶然真理与后验必然真理的区分。他的这个批评意见也通过他的几篇英文文章的发表而得到了国际传播，在国际哲学界引起了关注。张家龙的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观点。叶闯在《克里普克语言理论再思考：语义值的刻画与指称的确定》一文中对克里普克的语言理论对指称性的语言表达式问题给出的回答提出了挑战，由此明确了他的指称因果理论的真正基础。再次，学者们对分析哲学中提出的重要哲学问题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表现出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独特视角。他们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自己的论证：专名和摹状词理论、行动与信念、抽象与具体事物、规范性问题与自然主义等。专名和摹状词的关系是分析哲学研究中的基础问题，因为它们是早期分析哲学的重要部分，也是意义理论讨论中的基础部分。围绕行动与信念关系的讨论，主要来自唐热风的工作。关于抽象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区分问题，是由台湾学者王文方提出的讨论内容。对分析的形而上学的讨论，是国内分析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关于规范性和自然主义的讨论，国内学者主要是在规范性问题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而对自然主义的推崇则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亮点。叶峰在《一种物理主义的数学哲学》一文中明确地把物理主义定义为自然主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并将其作为自己数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他的工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其彻底的自然主义（物理主义）立场。同时，他的工作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他在国际著名哲学刊物《综合》《中国哲学前沿》等杂志上的文章也得到了广泛关注。最后，作为我国分析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学者们运用哲学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的分析工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这些学者包括了大陆、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他们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分析哲学中的一只“中土异军”（周柏乔语）。旅美华人哲学家成中英对中国哲学中的语言和本体论问题做了大量讨论，发表了许多论著，引起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分析哲学家们的关注和讨论。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表明了哲学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从以上的问题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领域中的四种研究路径：历史路径、视角路径、问题路径和方法路径。其一，“历史路径”，即注重对分析哲学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从人物研究入手，试图展开与分析哲学家思想的对话。对哲学家思想的全面深入研究，这是哲学史研究的主要路径，其目的是揭示哲学家思想的真实意图，发现哲学家思想中的核心问题，推进对哲学家思想的准确理解。这种哲学史路径是与我国哲学研究的一般路径相一致的。其二，“视角路径”，即从中国哲学家的视角对分析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特理解，试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这里的“中国哲学家的视角”并非是指从中国传统哲学出发，而是指当今中国哲学家们已经具备的哲学视角，这些视角包括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不同理解。从理论研究的方面看，这样的中国视角试图超出哲学史的研究路径，有意识地进入到分析哲学的内部问题研究。其三，“问题路径”，即从当代分析哲学的前沿问题入手，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家展开有效的对话交流，直接进入分析哲学的问题研究。这是一条真正的问题研究路径，国内学者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问题研究应当是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虽然分析哲学问题涉及到西方哲学的许多重要方面，但分析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却是独特的，即分析的和论证的。其四，“方法路径”，即运用分析哲学方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以及其他一般的哲学问题，力图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达到概念清晰、论证充分、逻辑一致的目的。这种方法研究路径对我国的哲学研究来说也是最为有效的研究路径。目前为止，分析哲学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我国的哲学研究中也始终被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1988年创办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宗旨，就是努力把分析方法作为处理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法；2010年《哲学分析》杂志的创办，也为哲学分析方法在我国哲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分析哲学研究面临的挑战经过40年的工作，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无论是在国内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哲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和评价。我国的许多国家一级学会下设了与分析哲学研究相关领域的专业委员会，如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下设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维特根斯坦哲学专业委员会、知识论专业委员会、实用主义哲学专业委员会等，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设了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逻辑学会下设了逻辑哲学专业委员会，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下设了中西语言哲学专业委员会，等等。全国分析哲学研讨会从2005年起至今已经举办了10届，维特根斯坦哲学国际研讨会也举办了3届，其他分析哲学领域的专门会议、工作坊以及专题报告等更是不计其数，参加各类会议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分析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国际分析哲学研究的现状相比，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面临许多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有些是与我国目前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式有关，有些是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有关。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分析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如何用分析的方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概念意义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部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但要完成这个工作，还需要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理解，努力从概念上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另一方面是对概念分析技术的掌握，努力学习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基本方法。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目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雠学（校勘学）等小学部分，通常被看作是用文本解析方式研究传统文献的重要手段。从国内已经举行的多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学者们开始试图以分析的方式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的确，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据是历史典籍，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从这些文献典籍中揭示微言大义，找出思想线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为一种语言哲学。当然，分析哲学研究在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这些挑战，并非仅仅属于分析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也是整个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如何在各种哲学传统和哲学方法中寻找自己的立身之地，这是所有当今哲学研究者需要思考的迫切问题。所以，当今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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