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实验方法的合理性论争(4)

我们乐观地预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实验哲学必将更有声势；从长远地看，实验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也将越来越普遍和寻常。当然，我们作出这样的断言，并不意味着每个哲学研究者都要亲自去做这样那样的实验，也不意味着探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必须诉诸于实验，更不意味着要用实验方法来取代思辨分析的方法。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日后的哲学研究中，倘若涉及的问题与日常的直觉或经验相关，研究者就不应该再无视由实验哲学或有关科学所提供的经验证据。

2001年温伯格、尼科尔斯和施蒂希发表的《规范性与认知直觉》，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实验哲学的诞生。“数据无理论为空，理论无数据则盲”，实验哲学借用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把实验数据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产生了许多重要发现，为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实验哲学是当代哲学研究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之一，实验哲学的出现，标志着哲学研究的新转向。在不到20年的发展中，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几乎遍及哲学的每个领域。然而，人们对哲学中使用实验方法的态度是“高度分化的”。人们对实验哲学的态度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以索萨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强烈反对者，对实验方法作了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质疑：问卷过程中自我报告的可信性；测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抽样、随机分配问卷的恰当性；研究报告的严谨性等。第二种是以基珀和霍瓦思为代表的温和反对者，总体上同情实验的方法，但主张研究哲学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传统的分析方法。第三种是以诺布和尼科尔斯为代表的温和支持者，倡导把实验方法看作“往哲学家的工具箱里添加另一种工具”，主张把实验方法当作哲学研究的新方法。第四种是以纳罕姆斯和纳德霍夫尔为代表的强烈支持者，主张抛弃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全面采用实验方法从事哲学研究。在哲学研究中采用实验方法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背离了传统研究哲学的思辨方法，而且也有一些实验哲学家用它来证明传统的思辨方法是有缺陷的，甚至是应该摒弃的。参照他人对实验哲学的评价，可以把对实验哲学的质疑概括为3个问题。下文在分别介绍实验哲学的反对者对哲学实验方法质疑的同时，将结合他人的观点为哲学实验方法进行辩护。实验与哲学可以兼容吗？从实验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批评者对实验哲学的质疑与赞同者对实验哲学的辩护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批评者质疑“实验”与“哲学”可以兼容。这种质疑认为，“实验哲学”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如果你正在做实验，那么你就不是在从事哲学研究，因为你从事的是心理学的或其他一些科学的研究。不可否认，致力于获得实验数据，以及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那部分实验哲学，主要是一种科学活动，而不是一种哲学研究。然而，由于这些实验是用来解决哲学内部的争论，这些实验本身是从主流哲学争论中产生的，这些实验以哲学争论入手，其结论最终也将进入哲学争论之中。更重要的是，实验哲学研究的问题是主流哲学想要解答的问题。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这部分实验哲学的确是哲学，也许不像通常的哲学那样，然而却是货真价实的哲学。其次，批评者质疑实验哲学是真正的哲学。这是一种广泛流行的质疑，它认为，实验哲学只是实验心理学或心理哲学。这种质疑通常与“哪类问题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以及“当回答这些真正的哲学问题时，哪种方法是可应用的”相关。我们同意亚历山大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质疑是一种哲学霸权主义，除非我们采取过分狭窄以及武断的标准，否则很难坚持实验哲学的问题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不是合法的哲学方法。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种质疑是如何出现的，而是这种质疑本身。纵使实验哲学就是实验心理学，那也无关大碍。除非我们采用一种严格的、不允许有交叉的智力分工，否则，纵使实验哲学所探究的问题是与实验心理学相关的人类认知问题，使用了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在用适当的哲学方法研究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仅对心理学重要，对哲学也重要，而且方法可以超越传统学科的界线。再次，批评者质疑哲学做实验的必要性。这种质疑认为，做实验不是哲学分内的事，研究哲学没有必要用到实验方法。在这种观点看来，任何研究都要扬长避短，哲学研究也不例外。发挥哲学的思辨强项，将研究的重点落在形而上的抽象层面，而不是形而下的经验层面，是思辨哲学分内之事，也是哲学家擅长的。的确，在思辨哲学中，研究哲学的主流方法是思辨方法。当实验哲学家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做实验时，主流哲学家自然会问：这有无必要？这是不是把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揽为已有，是不是越俎代庖了？批评者质问实验哲学家，为什么要加入科学家的行业，而不是把他们的这些工作留给那些受过良好培训以及有更好装备的科学家呢？我们认为，实验哲学家做实验的关键原因是他们想要回答的经验问题，是科学家不感兴趣的。与其坐等科学家的数据，不如主动去获取。实验哲学的实验是由哲学家设计和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以经验数据的方式，解答哲学问题，检验哲学理论并提出新的哲学问题。最后，批评者质疑实验哲学的意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根本不依赖心理学的假设，而且，即使它们依赖心理学的假设，哲学家也可以用不同的答案来代替一些问题的答案（例如，知识归赋并不总是确证的），然后像往常一样进行下去，因此，实验哲学通常研究大众的认知直觉所带来的成就将是有限的。正如下文中要说的那样，实验哲学的方法并不试图取代思辨哲学的方法，而只是为哲学研究的方法库提供“新工具”。在我们看来，实验哲学是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思辨哲学+实验哲学=哲学。问卷调查适合研究哲学问题吗？现阶段实验哲学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的方法。批评者从原则上和操作上两个方面质疑实验方法在研究哲学问题上的可行性。例如，汤姆森试图从哲学问题的本性上来否认实验方法在研究哲学问题上的可行性。从操作的可行性来质疑实验哲学的批评者，可能借实验调查是复杂的、棘手的来否认实验方法在研究哲学问题上的可行性。如何设计实验？调查的问题如何措辞？调查如何开展？受试者的反应如何恰当地约束？实验结果如何表述与解释？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作为受试者的调查对象有关，因而受到受试者的文化程度、年龄性别、兴趣爱好、情感偏向、族群认同、经济地位等背景因素的影响，变得十分复杂。对实验操作可行性的质疑，集中体现在“受试者反应是否正确”“实验数据的解释是否必然”这两个问题上。问卷调查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问卷中专业术语的多少，概念表达的清晰程度，情境描述是否有歧义，所描述的情境是否接近大众常识，样本容量的大小，案例的措辞，答卷的设计，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受试者的反应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影响调查结果。实验哲学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如何解释实验结果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方法论的问题，如果实验哲学的方法无法相对准确、有效地反映受试者的直觉，而仅仅是测试受试者对特定情境的反应，那么是否真的存在实验哲学家所描述的认知直觉差异就值得怀疑了。另外，换个视角来看，由于实验哲学的实验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非可以摆在面前的自然物，实验哲学家很难像测量自然物那样来测量受试者的直觉，因而，方法论问题对实验哲学的操作至关重要，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索萨诉诸“实际的、真正的分歧”与“纯粹言语的分歧”的不同来批评实验哲学中的某些研究。他认为，实验哲学家揭露的许多“分歧”其实根本不是实际的、真正的分歧，调查结果只是人们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使用相同词语的癖好而人为产生的现象，就像受试者不理解实验者所问问题的那种方式一样。他断言，最近实验哲学中产生的某些更令人惊诧的结果，可能仅仅反映特定概念的含糊不清，而不是直觉上的真正分歧。这个论证有两个问题。首先，依赖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经验假说，即不同的人对同一案例的解释有系统性的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在他们形成判断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证明这种假说的唯一方法，是需要有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实验研究。其次，这个论证对双方都起作用。无论这个论证为实验哲学带来什么问题，它也会为标准的哲学研究带来这些问题。这个论证指出，当人们谈论具体的案例时，他们从来不能确定他们在谈论的是同一个东西。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不仅不清楚从不一致的直觉报道中能得出什么结论，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应该从一致性的直觉报道中得出什么结论。结论会导致某种直觉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对于传统的哲学方法论和实验哲学来说都是有害的。此外，尽管调查方法在实验哲学中仍然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近些年来，实验哲学家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比如，对中介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运用）来研究受试者对哲学小场景作出回应的方式变得纯熟起来。实验哲学家现在开始运用许多来自社会和认知科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有：行为研究、认知负荷的研究、眼球追踪研究、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反应时研究，等等。实验方法会排斥分析方法吗？不少批评者之所以批评实验哲学，是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哲学在排斥分析方法。我们认为，根据实验哲学对传统扶手椅思辨分析方法的态度不同，可把实验哲学分为排斥型实验哲学和补充型实验哲学。排斥型实验哲学主张，实验哲学的实验方法是排斥传统扶手椅思辨分析方法的，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上，实验方法优越于传统的标准方法，实验哲学应该完全（或应该几乎完全）取代传统哲学。补充型实验哲学主张，实验哲学的实验方法与传统扶手椅思辨分析方法是相互补充的，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上，实验方法与传统的标准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实验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补充，在某些哲学问题上，实验哲学的方法更有前途。补充型实验哲学是实验哲学运动的主流，尼科尔斯和诺布是其代表。当某些自称是实验哲学的批评者说，他们是在反对实验哲学时，实际上都是在批评排斥型实验哲学。在《实验哲学与哲学直觉》中，虽然索萨提到一些实验哲学家（在我们看来，就是指补充型实验哲学家）不是他批评的目标，因为这些实验哲学家没有提出他所批评的那种有争议的主张，但是他仍称自己在反对实验哲学。索萨说，不是每位实验哲学的拥护者都认可归入反对哲学直觉“这个灵活标题下的任何松散的聚集物”，“还有一种实验哲学的最新变种对直觉拥有更积极的看法。这种变种的支持者使用实验的证据来获得对这些直觉和它们的潜在能力的更好地理解”。在《实验哲学宣言》中，虽然尼科尔斯和诺布试图用一种广泛的方式恰当地描述实验哲学，使它对“多样的抱负”开放，然而他们所主张和辩护的只是一种相当温和的补充型实验哲学。正因如此，对补充型实验哲学的辩护并不能排除像索萨这样的批评者对排斥型实验哲学的批评，因此，诺布和尼科尔斯试图通过捍卫补充型实验哲学来反驳对排斥型实验哲学的批评，力图“证明实验哲学的发起是合理的”，是不成功的。虽然人们对实验哲学的方法有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在我们看来，由于实验哲学的主流是补充型实验哲学，而补充型实验哲学所倡导的用实验方法来补充分析方法的理念具有不可批评性，再加上实验哲学所带来的突出成就，这些都证明补充型实验哲学的发起是合理的，补充型实验哲学的前途是光明的。从补充型实验哲学的发展看，我们赞同《哲学心理学》的评论，即“实验哲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不应该像它通常被认为的那样有争议”。而且，即使是批评者，也有人接受实验哲学的有用性。对实验哲学的批评，还有不少基于误解之上。例如，没有实验哲学家声称，实验应该完全取代哲学的理论化。然而，实验哲学家不断面临来自以下的批判：“如果我们调查每个人都发现，他们认为怀疑主义是错误的（或者相信上帝和外部世界存在是合理的等等），这个事实是如何能终止这个长达2000多年之久的哲学争论呢？”答案很简单：“它不能。”实验哲学家所收集的经验数据是用来揭示而不是取代哲学争论的。此外，实验哲学家没有宣称，他们的方法和结果必然与哲学的每个领域相关。然而，批评者通常试图用在现在看来是与实验不相关的某些哲学争论，来证明实验哲学是没有价值的。不可否认，在哲学研究中，真实的观察实验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沃克迈斯特明确表示：“仅仅观察是不够的；‘哲学家的眼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这也意味着实验数据除非与一个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否则是毫无意义的。”周昌乐教授也认为：“对于目前主要以直觉-思辨为主的哲学研究现状而言，哲学实验方法对当代哲学研究走出狭隘的概念思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实验方法无疑将成为引领当代哲学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动力，对繁荣哲学研究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实验调查来研究哲学问题，是一种新兴的运动，它提出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新的研究风格”。在某种意义上，实验哲学就是用数据论证的哲学，用事实说明的哲学，也是在实际中由人来检验的哲学。实验哲学使得哲学能够用数据论证，用事实说明，由人检验。传统分析哲学思辨味太浓、抽象性太重，而且远离现实生活，探讨问题常常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思辨困境而无法自拔。引入实验方法是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可以让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保持接触，使得哲学研究更具活力和开放性，这是哲学研究的一次变革。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哲学，使哲学不再是哲学家头脑中发生的东西，改变了单纯思辨的性质，使哲学的结论能够得到实验上的验证，这是实验哲学的重要意义。而且，实验的基本特征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从事实验哲学的研究要求对哲学中的概念作明晰的界定，这有助于更好地纠正、澄清哲学研究中的混乱。不管实验哲学发展的未来如何，实验哲学研究肯定是在当代哲学研究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之一。虽然实验哲学尚不成熟，其方法的合理性也存在不少争议，但鉴于传统分析哲学的日益抽象化，日益技术化，日益远离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引入实验的方法发现新的问题，或者为哲学问题的求解提供新的证据和思路，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的有益探索。我们乐观地预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实验哲学必将更有声势；从长远地看，实验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也将越来越普遍和寻常。当然，我们作出这样的断言，并不意味着每个哲学研究者都要亲自去做这样那样的实验，也不意味着探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必须诉诸于实验，更不意味着要用实验方法来取代思辨分析的方法。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日后的哲学研究中，倘若涉及的问题与日常的直觉或经验相关，研究者就不应该再无视由实验哲学或有关科学所提供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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