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实验方法的合理性论争(3)

不少批评者之所以批评实验哲学，是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哲学在排斥分析方法。我们认为，根据实验哲学对传统扶手椅思辨分析方法的态度不同，可把实验哲学分为排斥型实验哲学和补充型实验哲学。排斥型实验哲学主张，实验哲学的实验方法是排斥传统扶手椅思辨分析方法的，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上，实验方法优越于传统的标准方法，实验哲学应该完全（或应该几乎完全）取代传统哲学。补充型实验哲学主张，实验哲学的实验方法与传统扶手椅思辨分析方法是相互补充的，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上，实验方法与传统的标准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实验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补充，在某些哲学问题上，实验哲学的方法更有前途。补充型实验哲学是实验哲学运动的主流，尼科尔斯和诺布是其代表。

当某些自称是实验哲学的批评者说，他们是在反对实验哲学时，实际上都是在批评排斥型实验哲学。在《实验哲学与哲学直觉》中，虽然索萨提到一些实验哲学家（在我们看来，就是指补充型实验哲学家）不是他批评的目标，因为这些实验哲学家没有提出他所批评的那种有争议的主张，但是他仍称自己在反对实验哲学。索萨说，不是每位实验哲学的拥护者都认可归入反对哲学直觉“这个灵活标题下的任何松散的聚集物”，“还有一种实验哲学的最新变种对直觉拥有更积极的看法。这种变种的支持者使用实验的证据来获得对这些直觉和它们的潜在能力的更好地理解”。

在《实验哲学宣言》中，虽然尼科尔斯和诺布试图用一种广泛的方式恰当地描述实验哲学，使它对“多样的抱负”开放，然而他们所主张和辩护的只是一种相当温和的补充型实验哲学。正因如此，对补充型实验哲学的辩护并不能排除像索萨这样的批评者对排斥型实验哲学的批评，因此，诺布和尼科尔斯试图通过捍卫补充型实验哲学来反驳对排斥型实验哲学的批评，力图“证明实验哲学的发起是合理的”，是不成功的。虽然人们对实验哲学的方法有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在我们看来，由于实验哲学的主流是补充型实验哲学，而补充型实验哲学所倡导的用实验方法来补充分析方法的理念具有不可批评性，再加上实验哲学所带来的突出成就，这些都证明补充型实验哲学的发起是合理的，补充型实验哲学的前途是光明的。从补充型实验哲学的发展看，我们赞同《哲学心理学》的评论，即“实验哲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不应该像它通常被认为的那样有争议”。而且，即使是批评者，也有人接受实验哲学的有用性。

对实验哲学的批评，还有不少基于误解之上。例如，没有实验哲学家声称，实验应该完全取代哲学的理论化。然而，实验哲学家不断面临来自以下的批判：“如果我们调查每个人都发现，他们认为怀疑主义是错误的（或者相信上帝和外部世界存在是合理的等等），这个事实是如何能终止这个长达2000多年之久的哲学争论呢？”答案很简单：“它不能。”实验哲学家所收集的经验数据是用来揭示而不是取代哲学争论的。此外，实验哲学家没有宣称，他们的方法和结果必然与哲学的每个领域相关。然而，批评者通常试图用在现在看来是与实验不相关的某些哲学争论，来证明实验哲学是没有价值的。

不可否认，在哲学研究中，真实的观察实验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沃克迈斯特明确表示：“仅仅观察是不够的；‘哲学家的眼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这也意味着实验数据除非与一个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否则是毫无意义的。”周昌乐教授也认为：“对于目前主要以直觉-思辨为主的哲学研究现状而言，哲学实验方法对当代哲学研究走出狭隘的概念思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实验方法无疑将成为引领当代哲学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动力，对繁荣哲学研究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实验调查来研究哲学问题，是一种新兴的运动，它提出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新的研究风格”。在某种意义上，实验哲学就是用数据论证的哲学，用事实说明的哲学，也是在实际中由人来检验的哲学。实验哲学使得哲学能够用数据论证，用事实说明，由人检验。传统分析哲学思辨味太浓、抽象性太重，而且远离现实生活，探讨问题常常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思辨困境而无法自拔。引入实验方法是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可以让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保持接触，使得哲学研究更具活力和开放性，这是哲学研究的一次变革。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哲学，使哲学不再是哲学家头脑中发生的东西，改变了单纯思辨的性质，使哲学的结论能够得到实验上的验证，这是实验哲学的重要意义。而且，实验的基本特征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从事实验哲学的研究要求对哲学中的概念作明晰的界定，这有助于更好地纠正、澄清哲学研究中的混乱。不管实验哲学发展的未来如何，实验哲学研究肯定是在当代哲学研究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之一。虽然实验哲学尚不成熟，其方法的合理性也存在不少争议，但鉴于传统分析哲学的日益抽象化，日益技术化，日益远离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引入实验的方法发现新的问题，或者为哲学问题的求解提供新的证据和思路，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的有益探索。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qikandaodu/2020/1221/6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