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对谈(2)

杨国荣：现象学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而言，它对世界、对存在的理解，首先从人自身的存在出发。胡塞尔最初悬置存在，和海德格尔不一样，不谈或者不是大谈存在问题。但是在宽泛的意义上，我们还是要说，他对世界的理解，包括他试图为哲学界提供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基础，其思路都是和人自身的存在过程相联系的。

这样的观念和进路，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有很大不同：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思辨方法去构造某种本源性的存在。关于宇宙最本源的东西，不断追溯，最后还原到某一样存在，或是观念、或是物、或是原子、或是“气”……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种进路，是通过追求终极意义上的统一，达到一种“无所不包、其外无物”的大全。这些方式，都是意图离开人自身的知行过程，去思辨地构造一个宇宙的模式、一种存在图景。胡塞尔的现象学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进路显然不同，他是从人自身存在入手，由此出发，去追问整个存在。如果说在胡塞尔那里，哲学的这种进路还隐而不显的话，那么后来到了海德格尔那里，这个趋向就比较明显。两者的明显差异是，胡塞尔试图悬置存在，海德格尔则大谈存在。但是从内在的思想脉络来看，这两者仍有前后的相承性。海德格尔明确提出所谓基础本体论，它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以“此在”作为主题。“此在”，首先和个体的存在紧密相关。从胡塞尔由人自身的意识现象入手去寻找哲学的根基，到海德格尔以“此在”作为考虑存在的出发点，以此来拒斥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这里面有内在的一脉相承之处。以上进路所展现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转换，即从完全离开人自身的知行过程去构造人的存在，到联系人自身的知行过程、存在过程去理解存在。

第二个特点，则要联系现当代哲学的演化过程来看，以此为背景，则不难注意到，广义现象学运动的特点之一在于关注意识及其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分别是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分析哲学的核心，乃是关注语言。这样，一个关注语言，一个关注意识。哈贝马斯曾区分两种哲学形态：一种是语言分析哲学，就是从弗雷格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演化过程，基本上是以语言为主要进路；另一种是意识哲学，现象学就是它的重要代表。

分析哲学以语言作为重要的关注点，当然有它重要的哲学意义——包括澄清哲学的问题，对传统哲学关于存在、关于世界的讨论中所运用的语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做了多方面的梳理和辨析，并认识到其中一些哲学问题是由于语言上意义的模糊所导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做的是清扫性的、治疗性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在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局限，在整个趋向上将哲学研究封闭在语言的牢笼之中，后者使得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受到内在限制。

相对于分析哲学的以上的趋向，现象学更多地表现为将意识作为中心问题，从意向性到本质还原、先验还原，再到纯粹意识、纯粹自我等，都与意识分析相联系。从现实地把握世界的过程来看，意识、心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认知的过程离不开意识、心理的过程。在伦理学中，道德情感等也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分析哲学到后面就走得太过头了，有些人拒绝讨论与心理、意识相联系的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在相当意义上就表现出逻辑行为主义的特点，拒绝承认内在的心理过程。他千方百计想消解掉意识主体，甚至用“it is thinking”代替“I am thinking”，把“我”消解掉，这种对心理、意识的隔绝已经到了过头的地步。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现象学运动对意识、心理过程的关注，为真实地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很重要的视域。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和对心理、意识过程的关注是不可偏废的。完全忽略对语言的分析，就很难形成在主体之间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论题；而如果完全略去了心理、意识，就会把认识过程、实践过程以及人所认识的世界抽象化，使之变成干枯的东西。分析哲学后来在某种意义上流于形式化、技术化，与此不无关系。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现象学对意识的关注和重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分析哲学中的某些人物在对分析哲学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分析哲学自身的限制，这与现象学的以上进路似乎殊途而同归。在分析哲学内部，后来蒯因（）提出自然主义认识论，其中涉及对心理、意识过程的关注——他提出，认识论问题就可以当作心理学的一章。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谈到语言哲学和心的哲学时也指出：语言哲学可归入心的哲学，也就是说，对语言的理解离不开心的哲学。相对而言，现象学较早地并自觉地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在哲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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