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学”的几个问题(3)

2.“平理若衡”。“平理若衡”语出刘勰的《文心雕龙》，用现代语言翻译，即指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价值评判时要做到公平公正。“国学”之中鱼龙混杂，国渣和国粹同在，糟粕和精华并存。我们“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分清这些东西，从而为弘扬国粹奠定基础。“平理若衡”的关键是正确把握评价尺度，即用什么标准去确定“国学”中哪些是渣滓，哪些是精粹。宏观而言，我们的评价尺度应该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价值。按照张君劢的说法，各种文化“各有其优劣”，而优劣的确定要看它们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适于时代者优，不适于时代者劣”。在当下中国，我们的具体评价标准应该是看它是否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能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3.“推陈出新”。“推陈出新”即在分清糟粕和精华的基础上，对其中优秀的东西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近现代一些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主张。

“推陈出新”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许多思想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比如严复说：“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他主张对“国学”中的“最富矿藏”“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梁启超提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主张对“国学”可继承的精华部分做加工提炼、充实改造的工作，使之萌发新芽、涌出新泉、日新光大。除此之外，还有张君劢的“继既往而开将来”，冯友兰“在道德方面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开来”，贺麟的“取精用宏，含英咀华”“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艾思奇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中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本来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优秀的子孙。“共产主义者必须而且已经在继承着和发扬着中国民族的优秀的传统。”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获得发展的，无产阶级的新的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对旧道德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精华的提高和改造，是使旧道德中的积极内容获得进步。毛泽东提出了“古今中外法”，亦即“综合创新法”，徐特立对此有过解释：“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就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多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用以强调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来的。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十九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指出：“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再次被提及，而且写进了党章，令人十分振奋。尤其是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文化身份，让我们重新找到了文化的民族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学”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在“掘井及泉”“平理若衡”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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