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学”的几个问题(2)

1.“国学”的生长。“国学”的生长期是指从先秦直到1840年前后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期，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属于“肯定”时期。其中，先秦既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也是“国学”的奠基时期，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易》《乐》《春秋》《论语》《孟子》等以及诸子如《老子》《墨子》《庄子》《孙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均出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先秦构成“国学”发展的母体，现代学术分类上的文史哲等一切学问均发源于此。汉代是经学、史学、农学、天文、医学、算学、神话学兴盛的时代，是儒学开始走向中国思想界中心地位的时代，也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纲常法典化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纯哲学”“纯美学”“纯文学”出现的时代，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逐步中国化的时代，是儒释道三教由不断冲突到不断融合的时代，是以诗歌为重心的文化辉煌时代。宋元明清时期是理学、心学、实学等兴盛的时代，是词曲小说的辉煌时代，是史学、经学发展的重要时代，是早期启蒙思潮兴起并被窒压的时代。总体而言，“国学”在这一时期是经先秦的奠基而得到不断发展的时代。

2.“国学”的式微。进入近现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国学”逐步被边缘化，这一过程从1840年开始直至“文革”结束，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属于“否定”时期。在中国近现代始终存在着三种主要学派或思潮：自由主义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中心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中心的文化保守主义对“国学”持维护的态度，并结合西学和时代精神对之进行了传承和转化，但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声音是微弱的，影响是有限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分温和、激进两种类型：温和的西化派，如戊戌维新派、革命派等，对“国学”虽以批判为主，但多有宽容，尤其以孙中山最为突出，他肯定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革命文化、伦理文化，在对“国学”的态度上，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激进的西化派以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吴稚晖、陈序经等为代表，其特征是整体性反传统和整体性西方化，反对文言文，反对古典文学，反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系统，甚至主张废除汉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学”持分析态度，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位为封建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和否定的成分居多。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国学”式微是难免的。其更深层的根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解体，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3.“国学”的复兴。我们虽然反对历史循环论，但不能否定历史有循环现象；我们虽然反对文化复古论，但不能否认文化有复兴的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国学”逐步走向复兴，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属于“否定之否定”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小学、中学教材和参考读物中，“国学”的份额越来越多；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并为把“国学”设为一级学科而努力；类似古代书院的现代书院蜂拥而起；党校也在倡导领导干部学“国学”；大陆新儒家的崛起和发展；海外现代儒家学派的形成；等等，种种表现不一而足。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崛起；二是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三是社会的广泛响应；四是“国学”内在的现实生命力。总体而言，“国学”在诸多元素的综合作用下，其复兴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国学”的传扬

在“国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其进行传扬，也就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途径和方法很多，最主要的应该是“掘井及泉”“平理若衡”“推陈出新”“研精静虑”。

1.“掘井及泉”。《孟子·尽心上》：“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掘井及泉”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用现代的方法对“国学”进行科学化、逻辑化的处理。“国学”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术系统，所包含的内容难以计量，加之历史悠久以及语言的艰涩，其真实面目如在云里雾里，很难看清。然而，要想复兴“国学”，认清其原貌是充分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所以，我们必须做“掘井及泉”的工作，通过持久的功夫，深入挖掘“国学”的内蕴和精髓。我们虽然很难做到像现代国学大师马一浮那样把四库全书倒背如流，但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对“国学”的“掘井及泉”虽不是一时一人之力可为，但可以分工协作，持之以恒，必能挖出“活水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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