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哲学，为何还有音乐，让德意志民族形成文(2)

“拿破仑的崛起就带来了一个转折，这是一种‘从对欧洲抱有希望的高昂情绪跌落到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爱国主义'的转折。”殊为有趣的是，这种“文化爱国主义”的灵魂仍然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躯体。所以会有“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的区分，这是一个先有文化认同再有主权国家的民族，一个先有灵魂再创建躯体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分裂，时任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授的尼采才会在1870年先以医护助理的身份入伍，随后又担心德意志文化毁于普鲁士的成功。“文化民族”无疑有着创建“国家民族”的热望，可一旦灵魂获得自己的身体，它是否能够支配身体还是反被身体支配，就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尼采预感到，“文化民族”将衰退于“国家民族”的胜利。

无论如何，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感首先基于那种与“文明”相区别的“文化”概念。文明指政治、经济和技术等社会现实，略相当于黑格尔所谓“客观精神”的领域，英法文明彼时遥遥领先；文化则指思想、艺术和宗教等，略相当于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领域。绝对精神是目的自身，凌驾于客观精神至上，彼时无能于政治的德国人于是在文化中找到了政治的高贵替代物。（参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音乐何以能与哲学一道构成德意志的自我认识，也就并不奇怪了。

参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出版

进一步，这种“文化爱国主义”养成的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使命感的选民意识。这种从政治无能所造成的民族苦难中升华出来的选民意识，与尼采在《敌基督者》中所揭示的《旧约》的权力意志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尼采称之为“怨恨”。熟读尼采的托马斯·曼在《试论席勒》中曾触及这种怨恨—升华的逻辑，他的朋友卡勒（Erich von Kahler）更是直接将这种逻辑追溯至《旧约》。博希迈尔如是总结他们的分析：“‘不幸的翻转'促使‘向更高处的提升'，引起一种‘被拣选'的感觉。这种预言只会‘在受苦难的民族中'出现；‘自以色列民族以来，先知先在德国，后来又在俄罗斯出现'。”包括音乐和哲学在内的文化使命可谓德意志的信仰。这也让人联想起黑格尔，当《法哲学原理》最后把德意志人规定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后的世界历史民族时，他其实继承了席勒：“对于席勒来说，德意志民族是个末世论民族，德语是世界语言，末世语言。”

德意志音乐如何被刻画为“灵魂”而形而上学化

除了哲学史上的黑格尔（图左），席勒的世界历史选民意识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继承者，那就是音乐史上的瓦格纳（图右）

除了哲学史上的黑格尔，席勒的世界历史选民意识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继承者，那就是音乐史上的瓦格纳。可音乐也能像诗歌和哲学一样说德语吗？德意志音乐何以成为“德意志身份的阿基米德支点”和“一个文化民族的合法性神话”？

博希迈尔总结了两种音乐德意志性叙事。“第一种认为德意志音乐的特殊性在于其深刻性与缜密性，德意志音乐也由此与意大利（或法国）音乐区分开来。其中最重要的对立就是‘和声'与‘旋律'之间的对立，前者是德意志音乐的主要标志，后者则是意大利音乐的主要标志。这种对立背后的原因是声乐在意大利的主导地位及器乐在德国的主导地位。”在德意志音乐崛起之前，意大利人才是欧洲第一流的音乐民族。那时候，声乐和旋律也才是第一位的音乐要素。植根于浪漫主义的德意志音乐美学决定性地抬高了器乐和和声的地位，提出了“绝对音乐”的理念，其与非德意志音乐的区别被刻画为“灵魂与感官”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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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音乐”的理念实可追溯至霍夫曼（E·T·A Hoffmann）1809年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所写的乐评，可首先引入“绝对音乐”概念的是瓦格纳。有趣的是，瓦格纳意在创造“整体艺术作品”，独立于声乐的器乐之为“绝对音乐”，因此是他的批判对象。首先正面运用这个概念的其实是瓦格纳的敌人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而瓦格纳则在深入阅读叔本华之后，接受了浪漫主义的音乐美学，才重估了“绝对音乐”。德意志音乐由此成为了通达“本体界”的形而上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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