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与《哲学讲话》

艾思奇(1910-1966)是20世纪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艾思奇还是一个20多岁青年学者时，即因撰著《大众哲学》一书而成为著名哲学家，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致信正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要求他们为红军购置50本《大众哲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闻天感觉到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写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写了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使人从马列主义思维方法看问题，分析问题。”当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向身边的同志们说:“噢，那个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大众哲学》的原貌是《哲学讲话》

80多年过去了，《大众哲学》早已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然而，由于距离《大众哲学》的时代日益久远，今天的人们往往不了解这本哲学名著问世的具体情况:《大众哲学》在1935年年底成书初刊时，并非用的是这个极为响亮的书名，而是以《哲学讲话》作为书名行世。只是当《哲学讲话》出至第三版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不得不易名出版，于是才有了《大众哲学》这个书名，以后即以这个书名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直至今天。在《大众哲学》这个书名下，艾思奇对书中内容作过多次修改，以第四版和第十版修改较大。这些在他所写的第四版代序和第十版序中有过说明。1950年至1953年间，他又对《大众哲学》作过一次大的修订，但这个修订本在他生前未能出版，直到1979年才由三联书店刊行。在《大众哲学》的诸多版本中，最初刊行的《哲学讲话》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体现了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哲学探索，是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文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哲学讲话》，旨在把《大众哲学》问世时的原貌呈现给读者诸君。

《哲学讲话》这个书名，其实也有来历，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在思想文化战线英勇奋斗的一段历史。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党的许多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仍然奋战于思想文化战线。1934年，在李公朴的建议下，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开设了《读书问答》副刊，由共产党员柳湜负责。艾思奇受党组织的委派参加《读书问答》副刊工作，与柳湜等一起，每天阅读读者来信，回答读者提问，通过解答疑难、介绍知识、推荐图书，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使得《读书问答》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副刊的基础上发展成著名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负责撰写《哲学讲话》和《科学讲话》两个专栏，同时也为《读书问答》《名词浅释》专栏撰稿。从1934年11月起，艾思奇先后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24篇《哲学讲话》，于1935年年底汇集成册，以《哲学讲话》作为书名出版。《哲学讲话》的书名，实际上是沿用了《读书生活》这个专栏的名称。李公朴不惧风险，勇担责任，以《读书生活》主编的身份为《哲学讲话》初版撰写了《编者序》，称:“通俗化的《哲学讲话》的出版，是《读书生活》最初的收获。”他还在序言中告诉读者:“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他所说的“新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哲学讲话》易名为《大众哲学》，新的书名正是由此而来。

通俗化、大众化是《哲学讲话》的鲜明特点

诚如李公朴在《编者序》中所说，《哲学讲话》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农业大国里，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更多的没有哲学基础的普通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艾思奇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代性问题，并通过《哲学讲话》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他在《大众哲学》第四版代序中所说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校的课堂里去。……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因此，《哲学讲话》所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决非是为了趋俗、媚俗，更不是为了赢利赚钱，而是有其鲜明的政治取向。《哲学讲话》能够吸引广大普通民众，不仅在于它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更在于它的鲜明的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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