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年来政治哲学的发展(2)

除了上述学术方面的原因，还在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直接影响与刺激。《正义论》中文版出版之后，关于罗尔斯理论的介绍与研究，一直在政治哲学的话语系统中起着引领风潮的作用。罗尔斯及其政治哲学的译介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界限，从而与中国学术的走向发生了一定关联。换言之，这种译介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开展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体现，而且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的促动力量。

其次，我们再来看现实方面的原因。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在很大意义上，则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进程中，孕育和包含了一系列需要用政治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加以破解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具体来看，随着社会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深化，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价值主体和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在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需要在理论上来阐释和回答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如何为社会生活特别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树立一种规范性的目标，从而使个体价值与共同体价值、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协调在一个合理合适的平衡点上？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问题，还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平等与正义的关系、权利与正义的关系以及法治与道德的关系，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固然也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视角来加以探索和解答，但政治哲学的介入和回答却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才具有了学术上的合法性和理论上的自我奠基。

事物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逐渐具备了政治哲学发育和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但在2000年之前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哲学的研究总体来说并没有达到一个突飞猛进的程度，而是处在一个以译介为主的试验和探索的阶段。学者们在这个试验和探索的20年中所进行的译介与研究，为21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也还存在一些在学术试验阶段所难以避免的不足。

政治哲学在21世纪的深入推进和多样化开展（2001年至今）

政治哲学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展现出无限可能性的显学，是21世纪以来的事情。如果说在之前试验和探索的20年中，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是以缓慢的速度在逐次递增，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呈现出加速度增长的态势。政治哲学在这个新时期走向兴盛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兴盛的标志和原因之一，是不同学思传统的介入和不同学术力量的参与。如果说政治哲学在这个新时期是以多样化的姿态得以开展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种多样化的开展中梳理出三个关键人物——罗尔斯、施特劳斯、马克思。

（一）罗尔斯研究的发酵及其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罗尔斯《正义论》了解程度的加深，以及随着其《政治自由主义》中文版的出版，关于他的研究在短短几年中就迅速发酵为广受关注的热点。不仅如此，罗尔斯研究的发酵，同时还意味着“罗尔斯效应”的形成。这个效应，不仅体现在人们以对罗尔斯的认识、了解、研究为前提而对当代政治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察，而且也体现在人们以这种认识、了解、研究为前提而对以契约论为代表的近现代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探究与分析。这个效应甚至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综合研究上。如果说人们先前对传统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阐发并没有超出儒家自身以德治、仁政、王道为标志的概念系统，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项工作，则开始从两个方面与罗尔斯进行了对接：一是以借鉴、参照罗尔斯公平、正义的概念为前提，来从中国传统儒家中挖掘、开显与现代政治哲学相对话的思想资源；二是用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来批评性地回应罗尔斯基于公平的正义理论。

（二）施特劳斯研究的异军突起及其延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刘小枫、甘阳、彭刚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施特劳斯的著作被相继地翻译成中文出版，例如《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政治哲学》《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及《古今自由主义》，等等。如果说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为人们认识和了解施特劳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进而也促成了施特劳斯研究的异军突起，那么在这种译介与研究的基础上也产生了一种如同“罗尔斯效应”的“施特劳斯效应”。在一定意义上，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不管是对阿伦特的考察还是从政治哲学角度对批判理论所进行的研究，与施特劳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在这个新时期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强烈兴趣，进而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一次又一次的再考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施特劳斯译介与研究活动的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延伸。与此同时，学术界对霍布斯、洛克等政治哲学家的研究乃至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施特劳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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