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思维角度，探讨中医的守正创新(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学派所立者，个个经天纬地，每一位都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环伟倜傥”（《晋书·郤诜传》）；哪一位的学说，都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这些众说众派的学术余脉，带来了明清两代治疗外感热病方面的创新和伤寒学派重大成果。

第三次转折和高峰，是从格致为学到中西汇通。迄1636年历史入清，伤寒学派的张志聪、陈修园、柯韵伯等人著书立说。与此同时，温病学说也迅速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温病学家，尤其是吴又可提出“戾气”说，认为温病乃天地间异气从口鼻入侵所致，这一学术见解早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提出的细菌学说200多年。叶天士的《温热论》，阐明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热病规律，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体系，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温病学说，开始了现代中医治疗急性传染性疾病的先河。这些丰富的学术、学说体系，都是中医当今“守正”的源泉。

守正创新发展的哲学观照

目前，中医体系正全面提倡守正和创新。主要内容应放在在理、法、方、药几个方面。应当着眼于维护典藏、传承精华、培养人才、创新发展、拓展空间、保持特色、发挥优势进行探讨。“守正创新”，创新首先应该是学术上的创新，要有新的研究，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如何创出新的观点？北大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曾就文史研究问题说过：“出新不能离开守正，基础要稳，走的路要平正通达。只要基础牢固，有充分的资料作依据，可以大胆提出新的结论。但为了求新而故意用偏锋，或者故意抬杠，则不是学者的风度。”（《袁行霈文集》第三卷）所谓“正”还需要打好牢固的学术基础，勿求速成。如唐代韩愈所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与之相反，剑走偏锋，追求捷径，心浮气躁，刻意求新则不是学术研究应走的道路和应有的态度。

中医固然有中医自己的特色，但从本质上说，中医是社会科学的，是具有非常明确哲学属性的医学学术体系。中医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文化，本质上注重的是讲究事物的属性，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病机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关系。千百年来，中医学正是在接受、借鉴了人类共同的卓越思想，尤其是在学习、研究、彰显、洞鉴、涵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钩深极奥，继承了传统文化最优秀的“合理内核”和民族的精神追求，不断跟进，不断融合、扩大、丰富，从而形成了自身成套的理论体系。

无论是哲学也好，中医学也好，学术体系建设必须要符合时代的要求，并与国家地位相匹配，自身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几方面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筹协调和相互促进的。中医以传统哲学为立论基础，强调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认为天、地、人互感互通、恒动圆融。概念是多义的，而且涵盖面广，具有强烈的哲学辩证特色。中医的宏观思想正在被广大学术界认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视野中，文明的辩证法是哲学的生命线，更是推动中医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重要思维方式。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铭》）在中医学发展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组成部分的背景下，以哲学思维来观照中医学发展，在战略层面系统地思考和厘定何以守正，并切实研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理念，在今天的中医学发展实践中，面向未来，守正和增强自主创新道路上，日趋显得十分重要。

我们应当充分调动哲学思维所具有的总体性、前瞻性、引领性功能，在大的方略层面上提供坚定的引领和支撑。当代中医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创新战略，不仅是中医最显要的现实课题，也是最深层的哲学命题。这就呼唤着中国中医界站在文明思维的制高点上，以更合理、更深邃、更可持续的发展实践，去创新，去架构未来图景，这样才更能适应今天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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