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深耕者(3)

李秀林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思索敏锐而深邃。他指出，我国的改革也是一场人的革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深入的社会革命不同时是人的革命。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直接涉及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诸领域，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变化。而社会存在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体的存在状态，它的各个领域都是人的生存或活动的领域，因而人的变化与社会变革必然同步发生和实现。而且，作为社会存在主体的人也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要实现社会变革，人自身也要实现变革。这一思想十分深刻。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他们的社会（性）的存在，而人们的社会（性）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社会的变化与革命必然同时意味着人及其生活的变化与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哲学既是反映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主体，又是通过现代化建设而被认识的“客体”。之所以对哲学和它的客体的关系作如此理解，目的是使哲学更深刻地从本质上反映现实，进而更有效地反作用于现实，引领现实的发展。现代化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最科学的思想，它本质上是现代化的哲学，因而也需要随着不断变革的现代化进程而变革。这种需要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和批判的、创造性的本质使然。这些观点提示我们，既迫切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展开研究，引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科学探寻

哲学不仅为专家所爱，而且为大众所需。李秀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教学和研究真正构成李秀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两翼。他把教学同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研究中教学，于教学中研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编写教材等教学用书。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质生产上百废待兴，在精神文化上亦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与传播迫切需要优秀教材。教材不仅被用于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教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表征着新中国哲学思想与理论智慧的总体水准，影响着人民群众认识乃至改造世界的观念基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秀林清晰认识到哲学原理教材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60年，他就参与编写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1961年，他又参与编写了艾思奇担任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合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79年以后，他又同萧前、汪永祥一起主编了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特别是由他与王于、李淮春一起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于1982年正式出版，并多次再版，累计发行了一千多万册。这些教材在保持理论体系稳定的基础上，在吸收新观点、补充新材料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较之以往推进了对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被广泛用于高校哲学教学和干部理论教育，影响非常之大，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而为了在短时间内编成这几部堪称“范本”与“经典”的教材，他殚精竭虑，几乎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

李秀林不仅编写教材，而且编写了大量其他教学参考用书。早在1957年，他就参与编写了《哲学名词简明解释》一书。1962年至1964年，他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十余篇辅导哲学原理教学的文章，如《对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绪论”部分的几点意见》《对讲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些意见》等。从1979年开始，李秀林受教育部委托，担负起编写新的哲学原理教学大纲和教材的任务，任哲学专业原理教材、文科公共理论课哲学原理教材的主编之一和教学大纲编写组组长。之后，由他主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和关于使用这个大纲的参考意见，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秀林还为哲学原理教学的辅导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教学与研究》《自修大学》等刊物发表了多篇辅导教学的文章，并指导编辑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一书，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一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建议。这些今天看似不起眼的琐碎工作，在当时对于提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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