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范畴气象的生成与内涵(2)

《史记》“黄帝做宝鼎三，象天地人”[3]465，《新书》“古之为路舆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宿，轸方以象地，三十辐以象月”[9]66，《说苑》“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四十周旋象风雨”[10]98等等。实物之外形象征宏阔之物象，象的中介性未变，但其所指代的事物愈发清晰可见，其揭橥的深意的重要性也愈发增强。“象”由形上的宏观向实存的具象转化，象像合一的用法日益固定。

最早可见的“气象”一词出于《史记》“海旁蜄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3]338此时的“气象”并不是一个词，“气”指物质实体意义的云气，“象”则义同“像”，表示相似。王充《论衡》中有不少类似的表述，例如“六畜能变化象人之形者”[11]36，“气象生人之形，则亦能象太公之书”[11]34，“盖妖祥之气象人之形”[11]338等等。王充持传统气论观，把神鬼妖异等难以言说之事或物，几乎全部归类为气所形成的假象或气的变化。可见，彼时“气象”只是并列在一起的两个词，两字连用时“象”表示动词“像”，而不是表示现象、景象和物象的“象”。虽“象”作为表象的含义早已确立，但“气”与表象之“象”之间的体用关系或并列关系并没有大量出现。“象”与“气”依然各自是独立的哲学概念。

这种情况在晋代发生了变革。韩康伯在注解《周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时称“变化始于气象而后成形。”[12]224韩康伯认为，天代表阴阳二气，是为元气，这种元气孕育出象。代表着天的元气与这种元气孕育出的象经由变化诞生了地，接续了列子“浑沦为易”的观点。韩康伯的“气象”本质上也是两个词，意指“气与象”，但他的论述还原了“象”的本真。从传统哲学上剥离了象与像，象作为表象与气正式组合在一起。

王嘉《拾遗记》中也有相似的用法。《拾遗记》撰述夏禹铸鼎时，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阳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13]36即通过观察鼎中水的情况来占卜吉凶，此处“气象”代指情况。在撰述宋景公时，称“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许以上大夫之位，处于层楼延阁之上，以望气象。”[13]84-85即通过观察气之象来判定吉凶祸福。这是与前代决然不同的情况。相较于先秦两汉以望气来指称望气的表象，由于气与象在哲学中分化出了形下的意义，可观感的性质提升，加之汉语表达需要而引起的复音词量产，气象渐趋整合，象之表象义是气象整个词的核心。

二、气象在诗文评中的生成路径

江淹《丽色赋》“非气象之可譬，奚影响而能陈”[14]74中的“气象”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气象观的延续。新气象观至唐勃然而兴。但在唐代，首要接受者并非文学，而是道教。

唐以李淳风为代表接续前代，从占卜的角度阐释气象。李淳风在《乙巳占》“云占第五十二”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观气占卜的理论，包括“帝王气象占”“将军气象占”“屠城气象占”“暴兵气象占”等12种不同的类型，这些占卜之术主要是服务于行军打仗。按其理论，帝王、将军、九土等人或物，和军胜、军败、屠城等事都有不同的气。在占卜者眼中，这些气呈不同的形状、颜色，有的能够通过天空的云气反映出来，故曰“云占”。如猛将气如龙，形状似火烟，呈白赤色、紫黑色、上黑下赤色等等；军队大胜则气如山堤或埃尘粉沸，其色呈黄白等等……在九土占中，李淳风认为天下万物，封疆田畴、车服畜产、山川河流等等也都有自己的气，这些气有不同的颜色、形状，代表不同的事物、地域，行军打仗要先观测这些气，推算军队的驻扎和胜败。李淳风的观气占卜从哲学和道教的观点来看，并不算创新。但其在气本体论的基础上，取气表示万物根本性质之义，并接续魏晋气象论，以象对此义加以固定。气象一词取代了前代以气或象的单字为事物表征的指称。

由上述可见，在气之本体论的基础上，气从本体论的宏观虚无回到了万物含气的现实，产生了意义的分野。气虽仍是形上，但可观、可占，其表示事物本质或特征的意义愈发凸显；其二则是因象哲学地位不断降低，象的具象化意义不断增强，作为表示物之外形的附属词的特征渐趋固定，这为气、象一体化创造了新的词语。气象不再仅是气之象，其表示某物特征之特征的语义得到了确认和彰显。结合气论的广泛性，无形中使这个词汇具有了多用和多义性，为文学气象论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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