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秩序演进上海社科联年会青年论坛民

2016年9月25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2016年）学术年会暨青年论坛在上海成功召开。会议围绕“民主、伦理与规范性：转型社会的秩序演进”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研究中心负责人王强主持此次会议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处处长胡贇、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张春美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陆怡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孟宪清、云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张瑞臣出席会议并致辞。武汉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陈江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李育书、王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马所副主任、研究员姜佑福，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陈常燊以及复旦大学博士杨丽等先后作主题发言。综合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一、从名词“民主”转变为动词“讲民主”

哲学需要厘清自己具体的概念领域，这就要求哲学不能单纯在“民主”这一概念上做文章，无论道德哲学还是政治哲学所研究的都应当是“讲民主”这一问题，“讲民主”实际上就是对民主所能够提供的合法性辩护。王强认为，哲学为民主辩护即无论民主好坏与否，都给出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道理，而这一工作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无法完成，必须交由哲学来做。这也是哲学为今天的民主乱象所能贡献的智慧。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主都是武断的，简单地移植或复制西方民主也是不明智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讲民主”。

“对于现代生活而言，一种民主的‘好生活’何以可能？‘讲民主’是一种道德要求，还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设计；这种道德价值是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如何把这种民主化的价值要求作为生活经验在现实生活秩序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在现代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综合交叉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而“民主”本身为何成为一种现代的伦理要求呢？简言之，这是出于一种政治合法性的辩护。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若要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作出合理辩护，都必须从民主层面出发。民主作为一个概念，其内在地包含着伦理的要求，但是在这里伦理的要求并非一种至善论，而是现行民主制度对人性较小的要求。人作为理性的人实际上都在追求着自身利益，这是普遍合法的，但是关键在于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之时，要以不妨碍他人的利益实现为前提。因而人不仅仅应当只是一个理性的人，还必须是一个具有换位思考能力的、合乎情理的人。陈江进指出，这就是“讲民主”的现实性要求与哲学辩护之间的张力，“讲民主”必须要把民主根植于不同的国家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民主是实践哲学与行动哲学并要与民族化的伦常日用联系在一起，因而，“民主”如何“讲”，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实践与历史发展的结果。

姜佑福认为，这种“讲民主”对实践本身要做一个理论的把握，要求我们要有一种前逻辑的、前概念的或者前理论的本质之观。除了国家层面的民主化实践外，我们自身的民主化实践也带有文化结合的性质。因而，我们要在社会生活中把握文化结合断裂的程度，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的问题，以此来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和解。

二、防止讲民主的“好生活”变成“坏生活”

作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在“第三波”民主之后，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民主乱象和思潮，都与“讲民主”会带来不确定的后果息息相关。对此，王强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讲民主的同时都有一个价值的期待即道德期待存在，期待什么？期待的是一种好的生活，能够通过讲民主达到这种好的生活。他指出，自己更倾向于把民主伦理置于道德哲学领域之中来谈论。在康德那里，人在做了应当做的事情之后，他对自己的哲学将有三个基本的逻辑判决，即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讲民主”与“好生活”之间的逻辑关联就在于，“讲民主”指向带来“好生活”的期待，而这是一个道德期待。但是现实经验如利比亚的事实却表明，在“讲民主”之后并没有带来一种期待之中的“好生活”。由此不难发现，“讲民主”和“好生活”之间的逻辑关联断裂了，讲民主不一定带来好的生活，讲民主也可能带来坏的生活。

李育书认为，意志概念历来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哲学家们开始以意志为基础来构建政治规范。但经验主义路径无法构建普遍的规范，卢梭与康德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并不成功。直到黑格尔，这个问题才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黑格尔对意志概念做出了规定，并深刻地批判了近代抽象意志基础上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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