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2)

如果我们对“哲学”做更宽泛的理解，并注意到史学界和文学界等相关学科在相关论域方面的成绩，那就必须承认，这一时期近现代哲学研究的推进是整体性的。而其中最为热门的研究对象，仅从研究著作的出版数量来看，当属梁启超、孙中山、冯友兰和胡适。同时，“合法性”讨论的一个辩证后果是对作为“他者”的西方哲学之关注，在中西比较的视域内，近现代哲学作为“中西之争”的场所获得了它的另一重重要性。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写作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由“认识”到“智慧”的写作范式仍然在大量个案研究中持续展开，现象学、诠释学等西方哲学成果也在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发挥了一定的范式功能，同时出现了几种有分量的思想史著作。其中一个暗含着的趋势，则是对历史具体性的回归。而这也构成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某种回应。

最近10年，近现代哲学领域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总结阶段。与此种总结相应的，是“文化自信”话语的凸显。

在近现代哲学领域，“文化自信”话语首先表现为在传统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关系问题上，对连续性的强调。这在正面的意义上，意味着学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总结时期；在消极的意义上，对传统连续性的强调可能导致对近现代哲学的价值及其丰富性的持续低估。强调传统连续性的一个更富于辩证意味的结果，是“传统的非连续性背后的深层连续性”已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同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本就是一个重要的论题，而在这一时期该论题被更为放大了，并出现了一批积极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正向关联的著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新儒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层面上某种联合的趋势。

其次，在“文化自信”的话语之下，我们仍然需要注意近现代哲学研究开展的丰富性，尤其需要从史学界、文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寻找这种丰富性。这一时期对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研究继续繁荣，并出现了数种具有总结性质的著作和文集。同时，对冯契、金岳霖、张东荪等哲学家的文献整理、思想研究等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最后，这一时期在写作范式上仍然趋于多样化。这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史、文化史等新范式在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经学”以及“国学”范式的复兴。在这些范式的多样化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新特点，是政治哲学问题的凸显，并与“文化自信”的话语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长远地看，在近20年来去政治化的学术积累中所暗含或酝酿着的政治性日益需要得到表达，近现代哲学领域再次成为此种表达的首要窗口。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整体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经历了在多重逻辑作用下的诸多风尚变迁。基于上述观察，笔者对未来的近现代哲学研究展望如下。

第一，对近代哲学革命的总结需要继续。近10年来，在不少具体的领域，诸多资深前辈学者已经奉献了长期以来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但目前学界仍缺少对近现代哲学研究更为整体性的把握。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十年，更多的优秀学者进入他们的成熟阶段，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总结性著作。

第二，在长期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后，作为一种思想上的进展，我们理应对传统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获得更为平衡的看法。这就需要正视近现代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恢复近现代哲学研究和激进主义研究在革命史范式下曾经拥有的特殊地位，而首先仅仅是树立以下意识：百年来的哲学革命已经形成了现代精神传统，这一传统及其内部的冲突性，是现代人的反思活动无法脱离的实际语境。

第三，近现代哲学领域在经历了求统一之“是”的阶段后，就几乎成为各种写作范式的试验场。而近年来的趋势似乎是偏重于历史的具体性，更倾向于将哲学史泛化为文化史，在哲学史方法上强调解释更甚于论证，在心态上则是“同情的理解”胜于“平等的眼光”。对此可能需要一些纠偏的工作，在泛化和纯化、解释和论证、理解和批判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既有学术研究中巨大的整体性进展，同时也存在着丰富的热点转移、范式转换、话语变迁等现象。一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实事求是”可被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10年内，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话语，它标志着原有研究的恢复、重新起步和酝酿着的范式转移。建国后，在革，命史的“两军对阵”书写范式之下，国内对近现代哲学的研究一度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和三次“革命高潮”中的，“先进人物，”，而部分不在此列的思想人物则受到不加研究的“批判”甚至干脆被遗忘。十年动乱时期，这些研究也大部分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来，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首要成绩，即是在“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对原有工作的恢复和延续。这表现为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等“先进”人物研究的繁荣。其次，基于“道义”和“时代回应”等原因，近现代哲学史的整全性在这一时期得以被重新认识。此中表现：其一是近十种之多的近现代哲学断代史著作集体涌现；其二是以各院校、科研单位的哲学部门为主体，再版或新编了一批资料汇编；其三，在旧有尺度下的“落后”“错误”和“反动”人物开始回归研究者的视野，重新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此后发生深远影响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亦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启动。这些具有复杂后果的变动，最初都围绕着“实事求是”的话语得以展开，其内在的思想动力则是对“实”的关注。更深层来看，这一时期近现代哲学研究中对哲学史之“事实”的注重，内蕴着对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关切。放弃激进的社会实验而转向常规的现代化，意味着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历程能够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教训和有益的借鉴。最后，对“实”的追求首先是在旧有的对“斗争”和“论战”的书写中找到其突破口的，正是在这些书写中，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全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呈现。同时，“认识史”范式的写作也有所展开。实际上，在“认识史”范式于80年代的扩张中，近现代哲学因其自身特性属于较难被驯服的那一部分，作为学术与政治、纯化与泛化之间的某种中间形态，“思潮史”同样也成为这一时期具有创新意义的写作范式。综合来看，在突破原有写作范式的同时，近现代哲学领域对“是”的追求没有达到像古代哲学史领域那样清晰的程度，兼容了多种写作范式，但依然遵循着“是”的统一性的预设。二社会史层面，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10年，现代化建设高歌猛进，现代性问题亦随之日渐凸显，现代化的焦虑和现代性的批评在这一时期互相交织。在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则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市场的逻辑等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与现代化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相适应，近现代哲学史，尤其是其中的改良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成为这一时期关注的热点之一。谭嗣同、章太炎等革命史范式下的“先进”人物，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相对黯淡，取而代之的是改良派的梁启超、主张自由与容忍的胡适等人以及现代新儒家，包括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和港台新儒家。此外，近现代哲学文献的整理工作进入了以各地出版社为主体，以各种单行本和大规模丛书、全集为主要出版形式的市场化阶段。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思想事件。其中一个客观原因是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大师在这一时期相继谢世，按照“盖棺定论”的旧习，他们已能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合适对象。更深层的动力则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作为对激进反传统思潮的反弹，文化寻根意识强势崛起；二是在现代情境下，儒学被认为具有维护价值合理性和重建秩序的思想与社会功能。这两个方向都导向对智慧的追寻。落实到具体的哲学史写作，它表现为一种以某种兼具真理性承诺与道德性承诺的“智慧”为中心的写作范式。这一范式尚未扩展至断代哲学史的写作，但“智慧”或多或少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个案研究中的内在尺度，并使这类研究拥有了与前一时期著作极为不同的面貌。可以认为，在承认广义认识的智慧之维及其重要性的层面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新儒家研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使得“追寻智慧”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学术话语。三改革开放第三个10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逻辑发展，并作为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成就与困惑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反映，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在“合法性”话语下，近现代哲学的重要性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整体中有所下降，但这不能掩盖近现代哲学领域在论域拓展、讨论深化方面整体性的持续进步。如果我们对“哲学”做更宽泛的理解，并注意到史学界和文学界等相关学科在相关论域方面的成绩，那就必须承认，这一时期近现代哲学研究的推进是整体性的。而其中最为热门的研究对象，仅从研究著作的出版数量来看，当属梁启超、孙中山、冯友兰和胡适。同时，“合法性”讨论的一个辩证后果是对作为“他者”的西方哲学之关注，在中西比较的视域内，近现代哲学作为“中西之争”的场所获得了它的另一重重要性。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写作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由“认识”到“智慧”的写作范式仍然在大量个案研究中持续展开，现象学、诠释学等西方哲学成果也在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发挥了一定的范式功能，同时出现了几种有分量的思想史著作。其中一个暗含着的趋势，则是对历史具体性的回归。而这也构成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某种回应。四最近10年，近现代哲学领域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总结阶段。与此种总结相应的，是“文化自信”话语的凸显。在近现代哲学领域，“文化自信”话语首先表现为在传统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关系问题上，对连续性的强调。这在正面的意义上，意味着学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总结时期；在消极的意义上，对传统连续性的强调可能导致对近现代哲学的价值及其丰富性的持续低估。强调传统连续性的一个更富于辩证意味的结果，是“传统的非连续性背后的深层连续性”已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同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本就是一个重要的论题，而在这一时期该论题被更为放大了，并出现了一批积极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正向关联的著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新儒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层面上某种联合的趋势。其次，在“文化自信”的话语之下，我们仍然需要注意近现代哲学研究开展的丰富性，尤其需要从史学界、文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寻找这种丰富性。这一时期对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研究继续繁荣，并出现了数种具有总结性质的著作和文集。同时，对冯契、金岳霖、张东荪等哲学家的文献整理、思想研究等工作也在持续进行。最后，这一时期在写作范式上仍然趋于多样化。这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史、文化史等新范式在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经学”以及“国学”范式的复兴。在这些范式的多样化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新特点，是政治哲学问题的凸显，并与“文化自信”的话语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长远地看，在近20年来去政治化的学术积累中所暗含或酝酿着的政治性日益需要得到表达，近现代哲学领域再次成为此种表达的首要窗口。五综上所述，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整体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经历了在多重逻辑作用下的诸多风尚变迁。基于上述观察，笔者对未来的近现代哲学研究展望如下。第一，对近代哲学革命的总结需要继续。近10年来，在不少具体的领域，诸多资深前辈学者已经奉献了长期以来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但目前学界仍缺少对近现代哲学研究更为整体性的把握。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十年，更多的优秀学者进入他们的成熟阶段，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总结性著作。第二，在长期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后，作为一种思想上的进展，我们理应对传统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获得更为平衡的看法。这就需要正视近现代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恢复近现代哲学研究和激进主义研究在革命史范式下曾经拥有的特殊地位，而首先仅仅是树立以下意识：百年来的哲学革命已经形成了现代精神传统，这一传统及其内部的冲突性，是现代人的反思活动无法脱离的实际语境。第三，近现代哲学领域在经历了求统一之“是”的阶段后，就几乎成为各种写作范式的试验场。而近年来的趋势似乎是偏重于历史的具体性，更倾向于将哲学史泛化为文化史，在哲学史方法上强调解释更甚于论证，在心态上则是“同情的理解”胜于“平等的眼光”。对此可能需要一些纠偏的工作，在泛化和纯化、解释和论证、理解和批判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网址: http://www.zxyjzzs.cn/qikandaodu/2020/1221/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