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6)

其中“创新发展”是以创新驱动取代以往经济体制下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期破解和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协调发展”主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做到统筹兼顾、均衡发展；“绿色发展”涉及生态环境问题，旨在追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民生改善之间的互利共赢和有机统一；“开放发展”着力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奉行互利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使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协同推进和构建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不管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还是开放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全面增进民生福祉需要共享发展的指引，使共享机制成为实现全面小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共享发展旨在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当前要着力于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均等化服务；积极减贫脱贫，提高扶贫实效；促进就业创业，保障劳动者权益；缩小收入差距，共享发展成果等。从长远看，尤其需要增强制度的保障和供给，包括健全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注释：

①在大卫·休谟看来，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人性”这一研究对象，各门具体科学如经济学，只是研究“人性”某一方面的内容。他从人性论的视角探讨了经济心理、经济动机，认为“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趋乐避苦乃是人的自利本性，正是消费的欲望、快活的欲望等人的自利本性，把人引向对财富和享乐的追逐。按照休谟的观点，凡属对人有利的，就是令人愉快和善的，反之就是恶的。“没有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我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我们对他的鄙视。”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页。

②“市民社会”一词，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表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术语。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使用这一术语，一般指资产阶级社会，有时也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本文中的“市民社会”即是马克思所指称的“市民社会”。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

[2]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5．

[6]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2．

[7]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9]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北京：人民日报，2015-11-25(01)．

[1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

[11]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61．

哲学和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统一社会有机体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学科，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破解和透析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则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深厚的基础，“历史之谜”的谜底往往蕴藏在经济学研究中，但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受到哲学研究水平的制约。阐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需要援引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传统，特别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奠基。一、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传统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之间相互关联、相伴而行。在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前，哲学作为一门智慧的学问，是包罗万象的人类全部知识总汇，即“科学之科学”，经济学思想从属于哲学并构成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经济学从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源自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其标志就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后通过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人的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古典经济学”。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种形态：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通过两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另一种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等人，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以生产劳动费用来解释价值决定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将19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通过边际效用来解释价值决定的观点融合进来，故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派”，走向了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之途。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其产生时候起，便与哲学共生互动、甚至共为一体。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是一位具有哲学伦理学思想的著名经济学家。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经济学理论一开始从道德哲学中分化而来，正如其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的声誉先于其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一样。无论是《道德情操论》中关于“同情心”“道德人”的假设，还是《国富论》中“利己心”“经济人”的假设，都是基于哲学对人性的透视，并深受其哲学好友休谟《人性论》的深刻影响，①认为人性论是一切科学的“首都和心脏”。斯密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想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交往其实都是出于“利己”考虑。而要想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仅仅依赖别人的恩惠、施舍或坑蒙拐骗是不行的。在这里，交易的通义是：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有利的打算。[1]正是从利己主义愿望和交换倾向这一“人类本性”出发，人们之间才产生了交换、分工、互通有无和互相交易。斯密盛赞分工和交换对于提升劳动生产力、提高人的技术和才能、促进社会繁荣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作用，并由此出发，勾画出一幅从经济人利己天性——分工交换倾向——经济自由主义——增进社会财富——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哲学画卷。在斯密那里，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始终是浑然一体的。因此，要深刻理解斯密的经济学，就必须读懂他的哲学基础。边沁作为斯密经济思想的承继者，其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对早期工业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维护私有财产的经济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中认为，伦理的根源是幸福，而幸福的基础在于经济。边沁从人的趋乐避苦、趋利避害这一天性出发，将个人利益即“自利”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人有两个最高主宰：痛苦和快乐。人无不以快乐作为生活目的和道德标准，凡是能求得或给人带来幸福的行为，就是道德的、善的，反之就是恶。边沁功利主义奉行的最高道德原则，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甚至将快乐和痛苦进行了细分和量化，认为快乐包括感觉引起的快乐、财富引起的快乐、权力引起的快乐等十几种，痛苦也包括感觉引起的痛苦、贫乏引起的痛苦和仇恨引起的痛苦等十几种。认为趋乐避苦求得最大快乐就是幸福，而快乐和幸福的基础在于利益。边沁由此贯通了伦理学和经济学的逻辑通道，把伦理置于经济基石之上。边沁还将这一套功利主义原则教导给弟子詹姆士·穆勒，穆勒又教导儿子约翰·穆勒，可以说，英国的经济学历来立足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后来的马歇尔、凯恩斯等人，与边沁的人性观如出一辙，都把利己性普遍化为人类的不变本性，把个人追逐私利的竞争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以适应市场机制所营造的社会生活方式。“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与古典经济学有共同之处，但在价值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与古典经济学有着根本不同：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劳动价值论，主要分析方法是哲学理性思维方法从总量上分析经济的均衡；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则是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主要分析方法为数理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从生产劳动出发，而是从消费需求出发，强调消费、效用在经济分析中的首要性，研究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优化配置，并借助于数学微积分方法，开创了对经济理论进行数学形式化处理的新历程。这种以量化分析为基本依据的经济研究，摒弃了一切非经济的价值性判断，以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经济现象中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及其发展规律。20世纪30年代以来产生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最直接的哲学基础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以科学活动、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索科学的本质及其逻辑结构与科学方法论，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确实有指导价值和推动作用。它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和分析工具的数理化、模型化，使经济学研究走向了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精确化、实证化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但问题在于，经济学研究方式上的这种技术理性化，虽然可以构建一个简洁精美、逻辑缜密的数理体系，使其更符合技术理性和效率原则，但它越来越偏离经济生活和人性本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活实践是一个现实性和总体性范畴，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包含着与人性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之间构成的学理性循环，经济学范畴也不例外。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支配，有违经济学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而有违人文精神的经济学便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并使经济学的发展空间变得窄小。综上，哲学和经济学在历史上一直紧密关联、相伴而行，经济学家即使不是一位哲学家，也必须具备哲学思维、谙熟哲学方法、饱含哲学情怀，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因为任何经济学研究本质上都蕴含着一定的哲学维度。政治经济学蕴含的哲学传统，是通过哲学理论、哲学方法和价值观念在经济现象和经济学领域中的运用体现出来的，这种运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方式：(1)运用一定的哲学观念、哲学理论，反思和批判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理，即“前提性批判”。如西方经济学一直将“理性经济人”作为一切经济理论推论的逻辑起点。(2)运用一定的哲学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学中基本概念原理之间的关系，即“方法论支撑”。如科学哲学的方法、唯物辩证决定论方法、科学逻辑与价值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3)运用一定的价值观念，阐释和评述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行为规范，即“价值观审视”，这种价值观审视，必然伴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向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向度，是指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蕴涵着的深刻的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体现在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双向互动式发展中。正是哲学的奠基，使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区别开来。阐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向度的问题包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何以必要？这一哲学基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一)政治经济学哲学向度研究的必要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之所以要引入哲学维度，是由经济学和哲学在研究对象和功能上的“互补性”所决定和要求的。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以“理性经济人”这一人性假设为前提，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价值导向，在研究中往往排除了其他非经济(如政治、文化、生态等)因素的干扰，使其呈现出“技术理性化”色彩，缺乏人文精神,因而具有知性科学的抽象性、工具性特质；哲学则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最根本问题的总体性思考。与经济学等具体科学相比，哲学研究的对象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普遍性和总体性问题。在这里，哲学与经济学研究有两个根本区别：一是出发点不同。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理性经济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与理性经济人相比，现实的人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是人之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自然、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生态等属性集于一身的综合体。因此，经济学中的人是单一的、狭隘的、抽象的，哲学中的人是综合的、全面的、具体的。二是研究意义和功能不同。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发展规律，哲学研究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人的全部实践活动及其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不仅如此，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又是相互支撑的。如果经济学研究缺失哲学立场和视野，人就成其为经济人，社会就称其为经济社会，经济原则、财富至上、资本主体便会大行其道，人与社会甚至沦为资本积累和财富积聚的工具；哲学如果离开经济学也无法真正把握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哲学研究必须深入到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中去，才能克服哲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因此，哲学与经济学这种在研究对象上的互补性，研究功能上的相互支撑性，使得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哲学维度，并将哲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成为必要和可能。马克思是一位兼具哲学思维和经济学素养的思想家，毕生将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开辟了一个哲学和经济学彼此互动式发展的研究传统。他一方面批判了蒲鲁东脱离经济生活的现实内容，用某种类似于黑格尔的先验哲学原则，去建构经济学之哲学体系的思辨唯心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没有哲学思维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3]222经济学不能没有哲学思维和人文精神。因此，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研究的语境中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并在哲学的变革中进一步指导和推动经济学的研究。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回忆，《莱茵报》时期的他便遭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其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批判和研究所得到的“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洞见,②使得马克思对原有的哲学唯心主义立场改弦更张。他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语境中，使马克思洞悉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所谓“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5]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实现的哲学历史观变革，又反过来成为进一步指导和推动经济学研究及变革的哲学基础，所谓“马克思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越深入”。[6]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指导和推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经济学问题之哲学前提的批判性论证，即“前提性批判”；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指导，即“方法论支撑”；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价值导向，即“价值观审视”。(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提供了关于社会发展本质结构、动力道路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观，以及评价人类生存、发展意义和追求人类解放、社会理想的价值观，而且提供了实现这一历史规律和价值目标的方法论。这种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真理性和价值性、规律性和人民性、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基础上的高度统一，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基础和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基础上，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140马克思这里说的“市民社会”也即资产阶级社会，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哲学世界观；“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也即共产主义社会，代表无产阶级的哲学世界观。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首先，基于市民社会又高于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战场，马克思用它来指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领域(狭义)和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广义)。如果说“市民社会”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它遵循着资本为中心的财富增殖原则，因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足点，那么，“人类社会”反映的则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总体性范畴，遵循着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以及人类幸福与社会和谐的价值原则，因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立足点。但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又离不开经济基础，“人类社会”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并不意味着它要抛开“市民社会”这一现实社会基础，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立场要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正如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基础一样。这只是说，“人类社会”的立场基于“市民社会”，但又要高于“市民社会”，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引。其次，人民主体论和人民中心论，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市民社会”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其价值取向是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即利益最大化；“人类社会”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其价值立场则是人民主体论和人民中心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市场经济，关注财富增长和资本增殖，更关注市场经济与人类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关注财富的分配、民生的改善和人民的幸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3]415人民主体论、人民中心论的价值立场源自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形式，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民群众是承担物质生产实践、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变革现实世界的主体力量，只有人民群众的活动才能体现历史主体的整体性。再次，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辩证方法。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统一的有机体，它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考察社会生活过程及其良性运行的基本方法，“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的和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7]55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囊括了全部人类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总体性范畴，不仅指出了社会生活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各种社会实体和社会现象，而且将这些社会实体和现象置于社会有机系统中加以考察，分析它们在社会有机整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其他社会实体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秩序。社会有机体理论，反对立足于“市民社会”之旧唯物主义的“社会原子主义”观点，确立了“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总体性观点和协调性观点。用总体性的观点来考察人，人便是一个“社会总体的人”，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用总体性的观点考察社会，社会便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7]55用总体性的观点考察历史，历史是一个流动的生成过程。不仅如此，社会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只有保持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协调关系，才能使社会整体既充满活力、又处于和谐的状态。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它既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实践应用和创新发展，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哲学基础。(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努力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各自的长处和优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足点。正如“人类社会”的立场是基于“市民社会”但又要高于“市民社会”，“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阶段是基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但又要高于这一阶段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但又要高于一般的市场经济。的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需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资本、私有财产等市场要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会面临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风险和难题。比如：人们都须用货币来筹划人生，货币化生存使人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世俗化、疏离化；资本还具有与政治权力相互结盟的市场惯性，资本权力的政治寻租和政治权利的资本寻租使市场经济的劣根性暴露无遗；私有财产更是一个矛盾体，马克思曾批判其为对自由劳动时间和人类文明的盗窃。因此，既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又要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实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而在于以什么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和市场经济的价值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外，还有其特殊性，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为原则等。因此，坚持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和民生本位立场，彰显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对此，我们既要反对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拒斥市场经济的传统僵化做法，也要反对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的无端指责。中国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它较好地克服了传统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弊端，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超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特别体现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到十九大报告先后提出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置于提升治国理政水平和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强调要全面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相互协调统一。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特色鲜明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原则。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9]“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在马克思历史观中，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出发，坚持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统一起来，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1]“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论，是人民“主体论——中心论——价值论”三者的统一。1.人民主体论人民主体论即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观点，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新时代改革开放这幕宏大话剧是由人民来创作的，也是由人民来充当主角的，它根本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要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将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9]2.人民中心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人民中心论”是“人民主体论”的具体延伸和进一步要求。坚持人民中心论，就要践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特别是要牢牢抓住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坚持人民中心论，就要做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包括全民共享，即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的成果和权益共建共享。3.人民价值论人民是历史的评判者，要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党的最高价值，把人民满意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人民价值论是人民主体论和人民中心论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论和人民中心论的内在要求。坚持人民价值论，必须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把人民视为经济发展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坚持人民价值论，必须自觉地将群众观点化为宗旨、立场、标准，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是否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作为检验党的工作的根本标准或衡量尺度；坚持人民价值论，必须把人民价值观落到实处，把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的疾苦放在重要位置。(三)以社会有机体为方法论的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路径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恒的主题和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和本质要求，它“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10]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但新时代要有新的发展理念，虽然“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又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社会有机体方法论的旨趣，就是为社会运行、良性互动和社会整合提供一种辩证的方法，它首先承认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总体，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要素在内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路径首先要体现发展的全面性原则，确立“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引领新的发展、怎样实现新的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 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 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11]“五大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的发展问题，是破解发展难题、筑牢经济根基、增进人民福祉的实践论。其中“创新发展”是以创新驱动取代以往经济体制下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期破解和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协调发展”主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做到统筹兼顾、均衡发展；“绿色发展”涉及生态环境问题，旨在追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民生改善之间的互利共赢和有机统一；“开放发展”着力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奉行互利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使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协同推进和构建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不管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还是开放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全面增进民生福祉需要共享发展的指引，使共享机制成为实现全面小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共享发展旨在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当前要着力于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均等化服务；积极减贫脱贫，提高扶贫实效；促进就业创业，保障劳动者权益；缩小收入差距，共享发展成果等。从长远看，尤其需要增强制度的保障和供给，包括健全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注释：①在大卫·休谟看来，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人性”这一研究对象，各门具体科学如经济学，只是研究“人性”某一方面的内容。他从人性论的视角探讨了经济心理、经济动机，认为“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趋乐避苦乃是人的自利本性，正是消费的欲望、快活的欲望等人的自利本性，把人引向对财富和享乐的追逐。按照休谟的观点，凡属对人有利的，就是令人愉快和善的，反之就是恶的。“没有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我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我们对他的鄙视。”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页。②“市民社会”一词，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表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术语。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使用这一术语，一般指资产阶级社会，有时也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本文中的“市民社会”即是马克思所指称的“市民社会”。参考文献：[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2]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5．[6]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2．[7]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9]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北京：人民日报，2015-11-25(01)．[1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11]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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